媒体重读厉以宁

厉以宁先生 视觉中国 资料图

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因病医治无效，于2月27日19点31分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2岁。

厉以宁是我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之一，他还提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并对“双重转型”进行理论探讨。厉以宁也关心关注民营经济发展，他参与推动出台非公经济36条以及非公经济新36条，近年来备受关注的“第三次分配”，他在早年就曾提出。进入新世纪后，厉以宁力主改革城乡二元制和土地改革等新一轮农村改革，是这一轮改革的重要推动者。此外，他还主持了《证券法》和《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起草工作。

2018年12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授予厉以宁“改革先锋”称号，并颁授他“改革先锋”奖章，称他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倡导者”。

以下为澎湃新闻节选的部分厉以宁学术观点。

谈股份制改革理论：经济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

“怎样对城市和工业、商业、采矿业、交通运输业进行重大改革呢？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热门话题。在改革主线或者说优先次序问题上，经济学界主要有两种主张。

一种是把价格改革放在首位。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主张仿照1949年西德的改革，全面放开价格，接受市场的价格波动。他们认为，西德的价格放开已被实践证明是有效的范例。价格放开以后，经济可能会乱一阵，但过一段时间就会转入复苏，再转入繁荣。这种改革思路又被称作‘休克疗法’。

另一种是把产权改革放在首位。持这一观点的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能照搬西德经验，因为西德以私营企业为主，在市场经济中能够适应价格改革的私营企业会继续存在并发展壮大，不能适应价格改革的企业会被淘汰或者被改组、兼并。中国的情况与西德完全不同。西德的企业是私营企业，而中国的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国有企业不是真正的市场主体，不可能因价格放开而变得灵活。放开价格后，西德企业通过重组、兼并再次获得新生的经验，也不适用于当时的中国国有企业。如果价格一下子放开，中国的国有企业和国民经济很可能会遭受到难以挽回的重大损失。1986年4月，我提出了所有制改革是改革的关键的主张：经济改革的失败可能是由于价格改革的失败，但经济改革的成功并不取决于价格改革，而取决于所有制的改革，也就是企业体制的改革。这是因为，价格改革主要是创造一个适宜于竞争发展的环境，而所有制改革或企业体制改革才真正涉及利益、责任、刺激、动力等问题。

实际上，仅仅是关于全面放开价格的传言就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很大冲击。在1988年夏季，出现了挤兑和抢购风潮，引起经济较大波动。因此，适用于我国工业和企业的改革思路不是首先推动价格改革，而只能是首先推动产权改革。产权改革的主要内容包括产权界定、产权清晰和股份制改造。这说起来容易，实际上每一个环节都包含了大量工作。”（节选自厉以宁《中国股份制改革的历史逻辑(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2018年发表于人民日报）

谈中国经济发展的非均衡理论：如何解决制度变型难题

“经济的非均衡有两类。第一类非均衡指市场不完善条件下的非均衡，第二类非均衡指市场不完善以及企业缺乏利益约束和预算约束条件下的非均衡。当前中国经济处于第二类非均衡状态中。我们应当力求使经济先由第二类非均衡过渡到第一类非均衡，然后再使第一类非均衡中的非均衡程度逐渐缩小。”

“不可忽视结构因素在当前中国经济失衡中的作用。产业结构调整之所以困难，与企业运行机制的弊病、企业行为短期化，以及社会行为短期化有关。因此，只有加速企业运行机制的改造并积极发挥政府在商品市场配额调整和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秩序中的主导作用，才能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

“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某些资源的稀缺性以及由于这种稀缺性而引起的独占，将会长期存在。政府应对此进行调节，如向独占稀缺资源的生产者征收一定的资源税等。但必须注意到，政府不应把这些生产者所获得的超过平均利润的那部分收入全部取走，而只应取走其中的一定份额，否则不利于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

“在当前中国的非均衡经济中，经济改革的深化非常必要。但经常遇到一个难题，即新的制度和政策都容易走样（本书称之为‘制度变型’），这主要与制度创新的不规范、企业和居民个人预期的变化、市场的不完善等等有关。只有从这些方面进行调整，‘制度变型’问题才能得到较好的解决。”（节选自厉以宁谈《非均衡的中国经济》，该书1990年出版）

谈支持企业家：要完善对企业家的容错帮扶机制

“《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提出，‘营造尊重和激励企业家干事创业的社会氛围’。要实现这一目标，首先，要完善对企业家的容错帮扶机制。特别是，社会对那些在新产品试制和新管理营销中踏踏实实工作但走过弯路，甚至有过挫折的创新创业者要加强关注和支持力度，才能激励企业和企业家、创新和创新者。其次，要拓宽企业家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和管理社会公共事业的渠道。江山代有能人出，其中有研究人员和发明家，还有企业家和创新创业能人。他们遵纪守法、讲诚信，同时也有参政能力。如果各行各业都有一些思想进步、议政参政能力强的行业代表能有机会积极参加政治活动，一定可以把本行业所了解的信息及时反映给各级政府，为企业及时解忧排难，使企业的献言献策能取得更及时的处理。最后，要加强对企业家的正面宣传。在网络时代，各种各样的有关企业家的信息广为传播，一些未经核实的负面消息使公众困惑，也打击了不少企业家的积极性，还导致一些有志为企业出力的年轻人对舆论产生不信任感，从而转向消沉。因此，加强对企业家的正面宣传十分重要，只有坚持实事求是，鼓励团结稳定，才有助于形成支持、激励企业家的社会氛围。”（节选自厉以宁《中国发展需要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2017年发表于人民日报）

谈共同富裕：影响收入分配的大体上有三种力量

“现在让我们对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问题再作深入一歩的探讨。把个人劳动与经营的能力和积极性这一因素撇开不谈，影响收入分配的大体上有三种力量：

第一种力量是市场机制。个人提供的劳动数量与质量究竟能得到多少款酬，个人的经营收入的多少，以及个人的债券、股票、存款的利息（股息）收入究竟是增长还是减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都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关。即使从企业职工的收入（包括工资和奖金）来说，虽然这些职工并不同市场直接发生联系，但由于这些职工所在的企业是同市场直接联系 的，企业的产品是否得到市场的认可，是否有销路，是否盈利，这一切'又会影响职工的收入状况。因此，市场机制影响着收入分配。

第二种力量是政府。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影响主要反映于两方面。一方面，政府制定工资标准与工资级差，政府所制定的这些标准与级差不仅直接影响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中的工作人员的收入，而且也对非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工资标准与工资级差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如对收入偏高者的收入征收收入调节税等，对低收入户实行救济、补贴、扶植等。

第三种力量是道德力量。它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的力量之外的又一种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如果说市场机制的力量主要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作用，政府的力量既对收 入的初次分配发生作用（如‘事前调节’），又对收入的再分配发生作用（如‘事后调节’），那么道德力量则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结果发生作用，即影响已经成为个人可支配收入的收入的使用方向，包括个人间的收入转移、个人的某种自愿的缴纳和捐献等。这样，最终归个人支配和使用的收入等于个人可支配收入减去个人转移出去的收入和个人的自愿缴纳和捐献的部分。”（节选自厉以宁《论共同富裕的经济发展道路》，1991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谈新一轮农村改革：全世界最大的待开发的市场就在中国的农村

“城乡二元结构自古就有。从宋朝算起，至今已有一千年以上的历史。但当时尽管有城乡二元结构，却没有城乡二元体制。城乡二元体制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才建立的。”

“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起，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户籍分为城市户籍和农村户籍，城乡二元体制形成了，城乡也就被割裂开来了。从这时开始，城市和农村都成为封闭性的单位，生产要素的流动受到十分严格的限制。”

“计划经济体制实际上有两个重要支柱：一是政企不分、产权不明的国有企业体制，二是城乡分割、限制城乡生产要素流动的城乡二元体制。这两个支柱支撑着整个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和运转。”

“从社会协调的角度来看，必须做到统筹发展，包括城乡发展的统筹、区域发展、经济和社会的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统筹。所有这些都同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有关。”

“由于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将导致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农民生活方式的变化，以及由于社会最低生活保障的基本建立而导致社会低收入家庭后顾之忧的逐渐消除，必定引起内需的大突破。全世界最大的待开发的市场在哪里？就在中国的农村。”（节选自厉以宁《论城乡二元体制改革》，2008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