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资本下乡要“九戒”
乡村振兴需要聚集社会各方力量。自2013年中央一号文件首度提出“鼓励和引导城市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适合企业化经营的种养业”以来，资本下乡的热情被激发，一时间，热浪滚滚，席卷乡村多个领域。然而，实践中资本下乡的际遇却不容乐观，“开着宝马进去，骑着单车出来”的现象时有发生。究其原因，固然有个别乡民欺生设障，营商环境欠佳， 但根本在于下乡资本不了解农业经营规律、不熟悉农村发展逻辑、不清楚农民所期所盼，导致一腔热情扎进乡村，几年后经营不善“烂尾”出局。如何避免资本下乡“笑着进去，哭着出来”的囧况重复上演？关键在于做到“九戒”。
一戒规模不适度。工商资本到农村发展应寻找与自身能力相匹配的适度规模经营。但一些企业在选择投向时或是豪气冲天，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跑马圈地，动辄流转成千上万亩土地，盲目投资，追求短利、暴利，却忽视了企业经营与超大规模农业经营的适配性。农业是专业性很强的行业，不熟悉农村情况，不掌握农业技术，企业一遇风险则手足无措，有的甚至“毁约弃耕”，不仅浪费了土地资源，损害了农民利益， 企业自身也难逃厄运。农业是抵御自然风险低下的弱质产业，农业尤其是大田作物经营不能违背国情，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土地适度规模化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农产品生产相对于工业产品生产有六大自身特点：不可间断、不可倒序、不可搬移、是活的生命体、遵循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两个规律、结果只能最终一次性显现。这六大特点决定了农业必须由一个最佳利益共同体经营。在漫漫历史长河里，古今中外无数事例证明，家庭是无与伦比的最佳利益共同体，只有家庭才能降低高不可攀的监管代价，实现农业效益的最大化。资本下乡经营大田作物，可以采取大园区、小业主的经营模式， 也可以采取为农户托管服务的方式， 秉持以家庭经营为主体，实现分散决策、分散风险。不然，来自市场的、自然的、政策的以及经营管理等方面的风险随时都会自天而降， 企业蒙受的损失往往无力承担，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中国中小企业平均寿命仅2.5年，集团企业平均寿命也仅7—8年，农业企业面临的风险更多，企业寿命自然更短。
二戒农民被上楼。不少下乡资本以城市开发房地产的思路建设乡村，推掉旧村大拆大建，盖高层楼房，把农民集体赶上楼。农村房产估值低，补偿少，从旧房搬到新房， 有的农户需要补贴几万甚至是十几万元，这还不算拆旧建新过程中的租房成本，一些农民的多年积蓄被一次掏空。农民感叹：城市是一拆富三代， 农村是一拆穷十年。农民被赶上楼， 看似住上了楼房，提高了生活质量， 实质则是农民上楼后腾出的宅基地用地指标被拿到城市高价售卖，农民分不到水涨船高后的增值利益，生活成本却大大提高，用他们的话说，“早晨起来一泡尿，马桶一按，一角钱就没了”。农民上楼后，没了放置农具的场地、农产品的晾晒场地、房前屋后种植瓜果蔬菜的场地，不仅打破了传统的庭院式生活方式，而且集中居住后远离生产场所，种自己的田要骑摩托或开汽车跑十几甚至几十里， 收获的农产品，还抵不上汽油钱，本来可以用于解决自给自足的大量空闲时间也白白流失，农民的世界发生紊乱，乡村的秩序出现失衡，工商资本植根乡土的社会根基也因此丧失。农民不欢迎，就不可能有生长的土壤，这是乡土社会的发展逻辑。
三戒小镇无特色。2016年， 国家提出发展特色小镇，大量工商资本蜂拥而至，不惜重金，竞相打造所谓特色小镇。许多投资者既没深刻理解特色小镇建设的内涵和标准，又不深入考察研究所建小镇的区位、历史、文化、产业和人群等特点，投资建设的目标、定位、规划、项目、运营等模糊不清，没有个性，不具有特色功能。如此盲目上马，投资方不仅难以取得持久收益，大多面临经营亏空、资金链断裂的风险，陷于覆水难收、上下两难的被动处境。全国已有100多个新建特色小镇所经历的断崖式发展历程为世人敲响了警钟：特色小镇盲目开发导致的风险已不再是个案问题。几度被网络热传的“中国特色小镇死亡名单”显露出特色小镇建设投资从“扎堆建设”到“批量倒闭”等一地鸡毛的结局，根源就在于资本下乡没有从当地的历史沉淀、发展基础中找寻、酝酿并发扬真正厚重的“特色”，而是急于求成，一厢情愿地盲投、盲建。网友编出歌谣讽刺这类小镇：“小镇故事少，充满假和抄，外貌一个样，吃喝差异小”。一个本来令人向往的“故事”，变成了一个令人烦愁的“事故”。支撑特色小镇可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在于特色产业， 这是特色小镇赖以存在的基础，应差异化定位、细分领域、错位发展，聚人气、生财气、养生气。应按不同产业的建设发展进程、成长周期规律，把立足点放在特色小镇的内生动力上，以足够的耐心培育特色小镇。国内外成功的经验告诉我们，一个真正有影响力和传播力的特色小镇往往都要经过几十年乃至上百年的积淀和发展，如被誉为“世界香水之都” 的法国格拉斯小镇，经久不衰， 迄今仍是世界香水产业的中心。
四戒盲目造景点。乡村旅游的核心是原汁原味的乡村文化，它以农村自然环境、农业生产活动、农民生活方式为旅游的吸引物， 不光具有旅游、观光、休闲、养生等多重功能，还具有传统“耕读文化”“天人合一”的哲学意蕴。有关调查估算，全国只有不到5%的村庄适合发展乡村旅游。一些工商资本下乡不顾村庄建设的客观规律和环境条件，心血来潮，仓促上马，投入大量资金建设大公园、大广场、大牌坊、大游乐场，越建越时尚， 越建越高档，设计前卫，建筑风格各具特色。有的还在农民的房前屋后本该用于栽植瓜果蔬菜的地方种上洋草皮，围上用城市园艺技术修剪整齐的灌木丛。但是如果深入这些村庄内部，就会发现绝大多数新造景点冷冷清清，空空荡荡，缺少人气。钱投入进去后既不实用，也非民所需，与当地的生态环境、历史文化、生产生活很难融入、融合， 投资自然难以取得预期回报。还有很多工商资本一窝蜂上马民宿项目， 民宿改造求洋求新，殊不知，消费者的需求是“外面五千年，内里五星级”，而有些改造正好反过来，“外面五星级，内里五千年”，很多建好的民宿最终常年空置，不仅资本运营难以为继，也造成农村资源虚耗、下乡资本空转。2.8亿农民工为乡村留下了几千万套闲置房屋， 民宿开发的利益走向应与资本的逐利流向控制在均衡合理的区间， 农民应当成为民宿开发最大的受益者，只有这样，乡村旅游才能向着有序、稳健、可持续的方向发展。
五戒新村无产业。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关键，失去产业基础， 新村建设难以为继。一些资本下乡以开发思维而非发展思维去建设新村庄，大量资金投入到超越发展阶段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建设， 建好之后每年还需要很大一笔资金进行管理和养护。好处只是暂时的外表美，代价却是不光占用大量资金投入，且使村集体负债运转和村级产业发展无米下锅。尽管把村庄设施建先进了，但由于乡村发展没有产业支撑，带动不了农民增收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农村外出人口就会更多，建成的新村也不过是一个个豪华的“空心村”、美丽的“荒村”。资本下乡必须厘清村庄设施建设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因果关系，二者必须相匹配，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仅仅着眼于从硬件建设上获利，而不从长久的产业发展支持上考量，是极其短视的行为。当前我国农业正处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型过程中，为市场提供初级农业产品的传统农业思维尚未打破， 农业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农业产业链存在发展水平低、产业链环链简单、发展布局不平衡以及可持续能力薄弱等问题。下乡资本应重视农业产业转型升级，尽可能地将农业产业链向前后延伸，让各个环链有机结合，跨界叠加，互融互渗。尤其应加大农业科技投资，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升农产品竞争力。推倒几个破败的“空心村”，再建起一个豪华的“空心村”是当前村庄建设的大忌。资本下乡参与村庄建设的重点应在发展产业上下大功夫、花大力气，为农民创造能够就近就地兼业的第三就业空间。
六戒农民不参与。农民是乡村建设的主体，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农村，农民自己最清楚。乡村振兴靠人，尤其是靠本地的人，乡村建设从设计、规划、实施全程都需要农民参与，这样既可以赋予农民主动权，培养他们的主人翁意识， 激活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还为农民提供劳动岗位，实现就地就近就业，让农民在建设过程中学习和掌握相关技能和管理知识。农民在全过程参与中，对自己亲手建设的村庄会产生难以割舍的深厚情感，热爱家乡的意识会更加强烈。如果把农民排除在乡村建设之外， 成为旁观者，他们对下乡资本就会存在排斥心理，乡村建设自然也得不到农民的支持。资本下乡必须清楚，乡村是否宜居宜业，并不是城里人、领导和外地人说了算，最终必须当地的农民说了算。安徽农道采取“带着农民转，让他们觉悟；做给农民看，让他们信服；领着农民干，让他们参与；陪着农民练， 让他们有术；帮助农民赚，让他们增收；引导农民变，让他们现代” 的“六让之道”，投身乡村建设， 是彰显农民主体地位的企业成功之道。应该清楚，乡村是农民的乡村，农民是乡村建设的受益者，但同时也是参与者、实践者、推动者和创造者，下乡资本脱离了农民的参与，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七戒利己太精致。一些投资者在农民面前居高临下，只追求一己私利，不让当地人和自己共同受益，甚至把农民当冤大头，挖空心思，一心算计、盘剥农民，把账算到骨髓里， 不为农民留一点利益空间，无视农村社会结构保持稳定的关键是实现多元利益平衡，既不构建利益联结机制，又不形塑乡村利益共同体，从根子上动摇了资本的创利基础，最终也活生生把自己置于乡村发展利益分享主体之外。能否实现下乡资本与本土农民的利益共享和利益联结，直接关乎下乡资本能否融入乡村、植根乡土。中国的乡村社会结构以小农户为经营主体，目前参与耕地承包的农户2.3亿户，时至今日，只有30%多的农户参与了土地流转，且不少农户不是全部而是部分流转，仍有近70%的农户耕种着自己的承包地。绝大多数中国农民只是出售自己生产的初级产品和原料，收益比例很低。乡村振兴的本质是小农户的振兴， 没有小农户的振兴，便没有乡村的振兴，资本下乡必须直面小农户与现代化的衔接、与大市场的衔接、与产业链的衔接、与社会组织的衔接、与龙头企业的衔接以及与城镇化的衔接等诸多方面的突出矛盾。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应有机协作、各尽其能、共同发力，健全完善利益联结机制，加强企业、合作社、小农户有机联合，保证利益分配的公平合理。同时，下乡资本应主动作为，提高当地农民生产技能和经营管理水平， 让农民在包括加工、储藏、包装、设计、运输、销售等一系列从事全产业链的营销过程中增加收入， 提升农民在利益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实现共享共赢。
八戒情感不融入。农村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特殊，人与人之间交往的感情基础牢于契约基础。世代聚族而居的邻里关系使得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一套建立在感情、诚信和互惠基础上的交往规则与行为规范，构成乡村熟人社会的“家园红利”。这是我国乡村最有价值的优质文化资源，它对于资源配置、矛盾调处、邻里互助、应急事务等方面的处置，起到无可替代的作用。资本下乡欲站稳脚跟并获取长效利益，首先必须融入农民与农民产生情感共鸣，夯实情感基础。只有情感相互融合，与农民处得热乎，增强农民对投资方的认同感、亲近感，才能培育出向心力、凝聚力、组织力。只要情感认同，哪怕自己吃点亏，农民都不在乎，都会一心跟着你干。熟人社会的处世规则一般是“情理法”， 陌生人社会处世规则一般是“法理情”，与农民情感上不融合，仅靠一纸合同约束，很难维系与农民的和谐交往。资本方如果仅仅把农民视作合同相对方，农民则完全可能把下乡资本看作第三方，即使有了合同， 也未必保证遵守。
九戒物质做实了，精神做空了。资本下乡大都关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层面，对于能提升农民精气神的文化建设常常忽略。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互为依存，偏废文化建设的乡村发展难以完整、持续，只有在投资物质层面建设的同时，把精神层面的需求同步抓起来，才能为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不竭动力。我国乡村社会结构依托熟人社会伦理和小农经济构建，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人口大量外流，使乡村社会发生剧烈变迁，农民精神文化消费品的构成和农民精神文化生活方式则无多少改观， 导致农村精神文化生活长期缺失， 农民对此需求特别强烈。资本下乡在投资住房、道路、环境绿化以及水、电、气等基础设施，改善乡村物质生活的同时，应高度关注农民的精神生活，把乡村文化建设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乡村文化建设是乡村振兴的灵魂工程，如果在豪华的物质园地里呈现的是一片文化沙漠，这样的物质豪华是毫无意义的，也是难以持久的。从哲学上看，精神和物质可以相互转换。一方面，精神文化可以直接转化为物质财富，例如文化元素可以提升农产品的价值， 农村文化资源、文化产业、文化品牌、文艺作品有着巨大的市场转换能力。另一方面，让农民精神生活富足，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优化，通过各类文化活动，复兴乡村教育、振兴乡村人才，守护文化基因、传承民族血脉，建立文明乡风、重拾文化自信，进而提升整个乡村社会的精气神，这是企业投身乡村建设可资利用的最强劲、最持久的精神动力。
作者简介：刘奇，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农业大学、安徽大学等院校兼职教授。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2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