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底，被誉为“天使之城”的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县因无家可归者数量全美第一且持续激增而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该事件不仅倒逼拜登政府快速出台《预防和终结无家可归者的联邦战略计划》，承诺到2025年将该群体人数减少25%，也把“无家可归者痼疾”这一集住房、就业、贫困等民生问题于一体，同时全面折射出美国公共卫生、劳动力发展、刑事司法政策等系统性治理失灵的病态社会“脓疮”真切地呈现于世人面前。
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统计显示，2022年全美约58万人无家可归，其中被各类社会收容机构安置的“稍显幸运者”占比60%，还有40%的人辗转于高速公路地下通道、公园、人行道、废弃建筑、公交车站等不宜居住的公共场所。新冠疫情引发的大型失业潮与房价暴涨更加剧了上述情况。尽管目前的统计中，每万人中就有18人无家可归，但美国政府问责办公室仍认为，因对流浪者界定模糊、社区摸排困难、数据收集不准等技术原因，该数字被严重低估了。
对美国游民群像做简单“侧写”可知，这些人员无外乎三类：第一类，老弱病残者。过去四十年间，美国无家可归问题正遭遇一场“银色风暴”，目前50岁以上者占到该群体总人数的30%。更糟糕的是，由于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收容机构缺乏足够人手和必要助老设施，不得不拒绝部分老年求助者。据此估算，到2030年，纽约、波士顿等大都市圈内，65岁以上的无家可归人数或增加两倍。同样触目惊心的还有儿童，纽约儿童权益保护协会2022年10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1至2022学年，纽约市居无定所的公立学校学生连续第7年超过10万人，比上一年增加3.3%，约占该市公立学校学生总数的十分之一。此外，游民中还有30%的精神病患者以及60%的药物、酒精滥用者，因失能失智流落街头，时时处于毒品、性侵、肢体暴力、传染病的威胁中，反过来也因身心受损不堪重负，精神状况更为堪忧。
第二类，命途多舛者。部分流落街头的美国人并未丧失工作能力，但因低薪或无薪难以支付随通货膨胀而日渐高昂的居住费用。以西雅图为例，该地无家可归者中20%有全职或兼职工作，45%暂时失业且正在求职，他们因突发变故不幸失去家园，同时也因过于“普通”而被着手解决无家可归问题的有关部门遗忘。
第三类，战争受害者，主要指为美国疯狂的海外战争买单的退伍军人。他们曾为政府的决策贡献出青春乃至健康，战后却因离婚、失业、病痛而彻底无法回归正常生活。虽然近十年来，政府试图通过退伍军人伤残补助等改善他们“退伍即无家可归”的可悲境况，但从数字看，目前退伍军人占美国总人口的7%，却占无家可归者的14%。研究表明，退伍后缺乏社会支持是造成退伍军人无家可归的主要因素。许多老兵在办事效率低下、专业水平有限、各类手续烦琐的福利系统面前十分无力，在他们看来，流落街头似乎比接受救助更容易些。
美国无家可归者从个人境遇上升为“现象级”难题，其背后有着复杂的社会、经济根源，这既是美国“富人的社会主义，其他人的资本主义”这种长期社会不平等现象的缩影，也与资本逻辑与竞争性民主原则在政治系统内的碎片化、拼接式应用有关，导致一方面统治阶级置民众利益于不顾，另一方面民众也愈加无视他人冷暖，而更计较个人得失。具体而言，美国的无家可归者问题是社会治理失灵——人治乱局、法治错位、德治失范最为直观的投射和结果。
人治乱局
美国游民现象恶化与历任政府的社会治理方案在效率与公平之间顾此失彼密切相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无家可归首次作为现代“城市病”而获得广泛关注。彼时，出于资本逐利需要，美国制造业加速外流，大批工厂倒闭、外迁或裁员造成诸多工人下岗，失业、贫困与平价房屋短缺相互叠加，迫使更多人在社会边缘苟活，再加上里根政府利用紧缩货币供给配合全面减税的方法来刺激商业投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和游民激增成为该“效率工程”的长期副产品。
近半个世纪后，为了对冲后疫情时代的衍生风险，无家可归者所标记的尖锐公平矛盾、系统性种族主义等进入拜登政府议程，后者的回应围绕六大支柱展开，包括三大基础——公平原则、数据论证、多方协作，以及三大解决方案——住宅供给、福利救助和危机预防，同时加强贯彻“房屋优先”方案，把提供独立、永久住房置于解决游民的药物滥用、心理疾病和就业培训之前。制度层面看似瞄准公平，然而依据既往经验，此类计划执行起来无异于扬汤止沸，难免漏洞百出。
比如，多地为集中力量给流浪者提供稳定、永久性住房关停了部分收容站，但正式住房建造工程推进非常缓慢，致使大量无家可归者流落街头，反向加剧了危机。又如“房屋优先”计划配套有精神疾病治疗、药物戒断、就业指导等后续服务，与稳定的住房同等重要。但多地后续服务并不到位，使得约20%的人在获得住房后不久又重归流浪。再如以纽约州为代表的一些地方认为，联邦政府给无家可归者的拨款容易助长不劳而获之风，因此将原本给游民提供的住房押金与房租拨款拆借挪用，大量游民不得不重回在收容所等待救济的尴尬状态。换言之，无家可归者问题迟迟无解与其说是“题面复杂”，不如说是解题思路和方法出现人为偏差。
法治错位
美国一些法律法规未能给国家福利制度和社区救助机制帮扶游民提供必要支持，如加州、俄勒冈州等曾长期推行“单一家庭分区制”，洛杉矶将76%的住宅用地分配给单户住宅，使得大多数地块和政府住房补贴与可容纳更多低收入人口的高层公寓楼无缘。虽然一些城市和州已经开始反思和取缔该制度，但克服旧法遗患，彻底解决积重难返的无家可归问题仍需时间。
另一些法律法规则显然将消灭贫困和消灭穷人混为一谈。最近美国密苏里州、波特兰等地立法禁止在交通工具上生活、在公众场所露营和乞讨，田纳西州甚至将居住在帐篷或公共场所的行为定为重罪。此类立法看似旨在美化市容并助推流浪者接纳收容或安置措施，但事实上，这种不以保护基本人权为前提，把贫困与犯罪直接画等号的做法非但无助于缓解救助压力，反倒以污名化等手段将无家可归者推入更加孤立无援的深渊。来自《美国医学会杂志》的数据佐证了该判断：游民遭到强行驱赶后，过量服药导致入院治疗的人数和因流离失所而死亡的人数均大幅增加。
德治失范
从更宏观层面看，无家可归者并非美国特有，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适当住房权实施准则》明言，“该处境严重损害了相关人群的人格尊严和平等享有健康权、选举权、工作权和获得某些社会福利的权利，是国家未能充分保护生命权的结果”。然而美国的特殊之处在于，它是发达国家中唯一坚称“人权不包括免于饿死、免于无钱就医或者免于在极度贫困环境下成长等权利”的国家。当权力、财富与生命权完全按照资本的逻辑运作，资本与政治力量相互捆绑，本该发挥能动性的社会力量则难有作为。这一方面助长了美国人“不同情穷人，贫穷是懒惰的同义词”的底层价值观，使无家可归者无论在政治意义、社会意义还是道德意义上都受到贬斥，少数族裔无家可归者则因身份认同问题而“罪加一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少数族裔群体的无家可归率往往高于他们所占的人口比例，黑人受损尤其严重，占游民总人口的近40%。
另一方面，“强者生存、赢者通吃”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念在美国也有更大的舆论场，最典型的案例即社区救助过程中出现的“邻避效应”，即社区居民坚决抵制修建庇护所、无家可归者长居住房等公共设施，把游民视为破坏社区稳定的“无用人口”。长此以往，部分人的居无定所便从地方性问题升级成全社会的一大顽疾。
总而言之，愈演愈烈的无家可归问题是社会治理失灵的集中显现，也体现美国社会正处于暗流涌动、压力冲顶的非稳定状态。忙于在世界上“制造麻烦”的美国若不能反躬自省并及时改革，或将彻底陷入“政治衰败时代”法治薄弱、经济绩效走低、制度危机频仍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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