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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君子法之原
编辑|小茄茄茄子
2021年，寻亲成功的事件掀起一波波高潮，进而买卖同罪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呼喊：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动物保护尚且如此，人呢？
在任何时代，人都不能被视作物品，如若那样，社会的进步又体现在何处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过这样的声音：如果不是人家收留，精神有问题的她谁来照顾呢？
这样的论调，我在“智障女孩被嫁中年男”的评论里看到过，小花梅事件里亦是如此。
我只想说：收买被拐卖妇女是犯罪行为，不是谁对谁的善行，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我不否认，在社会上存在收买者善待被拐者的情况，甚至存在被拐者感恩收买者的情况。
但是，这些个例的存在，不是为收买人开脱的理由，更不能把拐卖视作救济手段。
1.收买者必须得到依法惩处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罪，规定在我国《刑法》的第二百四十一条。这一条文实际上涵盖了很多小花梅事件中当事人行为的定性问题。
比如第二款就规定了，收买后强行发生关系的，按照强奸罪定罪处罚；第三款就规定了，收买后非法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按照非法拘禁罪定罪处罚。第四款规定了，同时具有收买和前述行为的，数罪并罚。
在《刑法修正案（九）》实施之前，刑法中规定了对收买者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形：按照被收买妇女的意愿，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但是修改后，这个情节只是对收买者从轻处罚的情节，不再是不追究刑事责任的情节。某种程度上，刑法对于收买行为的容忍度在降低。
但是大家仍旧认为，收买的法律成本过低，不利于更好地预防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要求买卖同罪。这种想法可行吗？
2.买卖同罪尚需进一步论证
收买被拐卖妇女这一罪名的法定刑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也就是说，最高刑期为三年，这是不是过低呢？毕竟，如果参照拐卖妇女、儿童罪的规定，最高刑罚可达死刑，最低刑期也有五年。
目前，学者们提出了不少观点，但是主流观点还是认为买卖不可同罪。因为买卖行为的恶性不同，而且还要结合实践中各种各样的复杂情况。
比如，儿童由亲生父母送养，对方支付了一些费用，但确实是以收养为目的，这种情况下对收买者严惩是否合适？这与从拐卖人手中购买偷来的孩子，可谓是天差地别。
收买被拐卖妇女的情况也同样复杂，在当时当地的社会环境下，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收买和拐卖不能同罪是很多因素决定的。
但是，我认为，还是应当扩大收买犯罪法定刑的调节范围，区分不同情节来划定多个刑档，让轻行为轻处罚，重行为也可以得到重处罚。最高三年的规定略显刻板。
3.困难妇女救助已势在必行
问题的根本不是追究谁的责任，而是如何事先预防拐卖行为。如果精神或者智力异常的困难妇女得到有效救助，未来有所保障，一定程度上就能防止被卖。
而这种救助应当是有体系的，有依据的。困难妇女救助是社会保障的一部分，是弱势群体救助的一部分。各地妇联发挥作用很重要，但同时立法进度也要跟上。
救助工作的职责在谁？救助不到位要承担怎样的责任？如何防止被救助人被拐卖、侵害？这一定是小花梅事件之后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对此，你怎么看呢？欢迎下方评论！感谢阅读君子法之原以案说法系列原创作品，关注相约更多法律知识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