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8日下午,国新办就我国新冠溯源研究情况举行发布会。
国家疾控局副局长、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沈洪兵介绍,距离2019年年底新冠疫情被发现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在此期间,我们一直在持续推进相关溯源研究工作。新冠病毒溯源研究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中国政府和中国科学家始终保持科学态度,都很希望把新冠病毒的来源搞清楚,这对于防止类似疫情再次发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他从两个方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三年间我们在新冠病毒溯源方面的工作情况:
首先,作为开放大国,在疫情发生后,我们在溯源这个科学问题上一直秉持科学态度,积极与世界卫生组织沟通合作,为响应第73届世卫大会决议,率先主动邀请世卫组织选派国际专家组两次来华合作开展溯源联合研究,在坚持“共同制定工作方案、共同开展分析研究、共同撰写研究报告、共同发布研究结果”的原则下,成功在武汉完成了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形成的《世界卫生组织召集的SARS-CoV-2新冠溯源研究:中国部分——世卫组织联合研究报告》得到了当时参与研究的国内外专家和世卫组织的充分认可。
在整个第一阶段联合研究过程中,中国向联合专家组提供了当时所掌握的所有溯源相关资料,没有隐瞒任何病例、样本及其检测和分析结果。近日世卫组织个别官员和专家随意发表观点,轻率否定当时的结果,完全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是对世界各国参与前期溯源工作的科学家的粗鲁冒犯和不恭,是将新冠溯源政治化的表现,是中国科学界无法容忍的,也是不能被全球科学界所接受的。
第二,在第一阶段联合研究已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基础上,我们并没有停下新冠病毒溯源的脚步,仍然统筹资源继续在流行病学、分子流行病学、动物与环境乃至实验室检查等方向开展全面的科学调查研究工作,相关进展和结论,也已经由中方科学家通过与世卫组织和新型病原体起源国际科学咨询小组(SAGO)报告交流或通过发表文章等方式,与国际科学界和同行进行了分享。众多研究发现也进一步证实了第一阶段的联合研究结果。
这些研究成果和相关数据已在国际国内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作为负责任的国家和有责任感的科学家,我们始终在积极与世界各国科学家分享研究成果。我们希望秉承科学的态度,坚持科学家为主体,加强交流合作和信息共享,在科学的轨道上开展新冠病毒溯源工作。一些指使和参与将溯源问题政治化、企图抹黑中国的势力和人物,都不要以为全世界科学界的眼光会被他们的拙劣操弄而蒙蔽。我们奉劝世界卫生组织有关人士回归科学和公正的立场,不要主动或被迫成为个别国家把新冠溯源政治化的工具。
记者提问:世卫组织个别官员认为,我们中国政府对新冠数据的发布工作没有做到公开透明,影响了全球新冠溯源研究工作。请问发布人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在新冠溯源工作中,我们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 周蕾:您提到的这个情况我们也都有所关注,说实话,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了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的中方科学家,我个人内心感觉还是挺惊讶的。因为事实上,当时在武汉我们联合研究科学家,包括国外和国内的联合专家工作组,我们共同开展联合溯源研究的过程中,中方科学家是本着科学、公开、客观、透明的工作原则,把我们所有掌握的数据和资料都进行了分享,包括早期病例信息,还有当时对武汉早期的呼吸道传染病可能的、可疑的新冠病毒感染的76000多人的病例资料,我们都进行了分享和深入的联合分析研究,当时的结果得到了专家们的集体认可。
此外,我记得当时我们还把中国境内2018年到2020年当时采集了38000多份的家禽家畜样本,以及41000多份的野生动物样本都进行了抗体或者核酸检测,这些结果提示也都没有发现新冠病毒阳性。我们还对华南海鲜市场当时的所有动物产品上下游供应链进行了追溯性调查,并没有发现病毒在动物当中传播的证据。这些研究结果当时就与世卫组织遴选的国际专家团队进行了分享,大家也都是认可的。
第一阶段的联合溯源研究过程当中,本着科学、全面的态度,我们在设计阶段也考虑了实验室泄漏的可能性。为了研究这个方面,在武汉期间,我们就组织了联合专家团队实地到武汉多家实验室进行考察调查和研究,并进行了深入交流,而且还把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包括当时在实验室里面的学生,这些人员所有的健康监测资料、可能的就诊临床资料,我们全都做了调查和分析。不管从哪一个方面,在第一阶段的联合溯源研究过程当中,我们是充分地分享了我们的研究结果和数据,并没有任何的隐瞒和保留。
科学家做研究,尤其是病毒的溯源研究,应该说是存在一定难度的,这个大家都承认。试想,我们在历史上遇到的这么多种新发的传染病,比如HIV,它出现十几年之后大家才初步发现和得到了一些线索,能对它的起源有一定了解,包括后来发现的埃博拉病毒病,这种病毒病出现之后,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现在我们还不是非常清楚埃博拉的起源,新冠到现在才三年时间,我们还有很长的一条路要走。而多种疾病溯源的研究结果其实已经告诉我们,疫情的发现地并不等于疫情的起源地,所以还是应该秉承科学的态度。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新冠病毒溯源,真的是需要我们全世界的科学家共同研究、充分客观地秉承科学的态度来一起开展研究工作。
世卫组织非常重要,它是国际社会上公认的权威的专业机构,它的科学性、严谨性、公正性是不容置疑的。现在提出这么一个观点,我觉得如果这样妄加指责,尤其是想要否认我们第一阶段联合溯源调查研究的成果,恐怕损害的是世卫组织的公信力。所以从这个角度,这是我们对整个溯源研究的看法。谢谢。
记者提问:我的问题与世卫组织相关,您之前一直说在溯源的相关工作中,中方一直是以开放透明的态度在进行相关的研究,您是否认为世卫组织近期对中方的指责纯粹是一种政治操弄?另外我们看到近期中方发表的研究也显示,新冠疫情可能有一个新的中间宿主,对此您如何看待?
北京化工大学生命学院院长、教授 童贻刚:我不认为这个指责是科学的,因为刚才周蕾教授也说了,我们前期在第一阶段世卫组织派出了专家组和中国专家组共同研究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做出了很多科学的探讨,得出了很多结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科学的,这些是已经在网上公开发表的大家都认可的。关于最近的一些新的实验数据,发现了貉这个动物,现在是远远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它是病毒的源头。因为很多人在想,希望能够找到这个链条、证据,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找到病毒的源头真正在哪里,我们在做很多的工作,包括中国的科学家以及全世界很多地方的科学家都在做这个事情。但是光从这篇文章中的数据来看,它是不够的,完全是差得很远的,这个有点像我们老是想象一个事情怎么发生的,我们老是去推测,就像中国有一个典故叫做《疑邻盗斧》,老怀疑别人偷了自己的斧子,看别人说话走路、所有的表现都像他盗了这个斧子,后来发现斧子藏在他的谷仓里了,再看这个人就不像盗斧的人。有些人总想去找这个证据,有一点点跟他相关的东西他就会联想到这个事情,就认为貉是源头。这是前期我们国内有一篇文章讲到了新冠早期的环境样品中发现了一些动物的样本,这些样品里更多的是人的样品,还有其他的鸡、猪、狗、猫,还有各种禽类的样品,这些动物样品其实是远远要多于貉样品。光从这个来看,是不足够的。另外,当时在华南海鲜市场测了大量标本,有好几百份的动物标本,都没有找到动物携带新冠病毒。从环境中去找动物的样品,从这个角度推断证据是完全不够的。另外,比如我们从环境中找到的病毒序列,实际上它和当时发病的病人序列几乎是百分之百的相同,这也提示环境中的标本很可能是来源于人的,而不是来源于动物的,有很多证据,当时环境很多阴性标本一样存在貉的序列,甚至这种标本里貉的序列比阳性中貉的序列还多,但是阴性中就没有这个病毒的序列,也不好解释为什么一定病毒是来源于貉的。再说了,即使貉有感染,因为这个病在华南海鲜市场有好多人感染了,完全有可能是人污染了环境或者人传染了貉,即使貉是阳性,也有这种可能性。所以,就目前这一点点的数据就去下这样的结论,我觉得完全是不够严谨、不够科学的。
记者提问:目前有外媒报道,中国疾控中心作者团队在关于华南海鲜市场早期研究数据的文章论文投稿过程中,曾将上传至GISAID平台上的数据删除,请问确有此事吗?当时文章投稿的过程是怎样的?
沈洪兵:据我了解,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团队于2022年2月投稿了一篇论文初稿到《Nature》杂志,在论文投稿和返修过程中,中国疾控中心等单位专家团队按照国际上科学论文发表的惯例,在GISAID的数据共享平台上传了论文相关的原始数据,仅用于杂志审稿人评审访问,并与杂志和数据库约定,在文章正式发表后对外公开释放数据,数据及访问链接一直存在,没有删除。2023年3月11日,作者团队发现上传至GISAID平台上的数据在文章尚未发表、团队不知情的情况下,已被GISAID数据库工作人员提前释放。我们团队的工作人员随即通过电话向GISAID平台询问了解情况,平台工作人员表示,此次数据释放是GISAID工作人员“误操作”所致,平台随即关闭了数据共享,但数据仍保留在平台上,我们团队及平台均没有删除数据,用于杂志评审的数据访问链接也一直都在。作者团队上传数据的操作符合国际惯例,我们希望GISAID的平台工作人员对媒体、对世卫组织说明并澄清此事,还原事情真相。
另外,目前该论文的最新版本于4月5日已经在《Nature》杂志正式在线发表,所有的原始数据也已经在国际和我国的四个数据库同步释放。
记者提问:这篇论文确实备受关注,我们中国疾控中心这篇关于华南海鲜市场早期研究数据的论文,它的主要结论是什么?另外我们想问一下,对于病毒溯源来说,这篇论文是否有一些新的发现?
童贻刚:这篇文章实际上讲的是,2020年1月到3月中国疾控中心科研人员在华南海鲜市场采集的1300多份环境样品和冷冻动物样品,进行了一些新冠病毒检测和宏基因组测序等,其中包括市场内采集的400多份动物样品,这些动物样品所有的检测均为阴性结果。900多份的市场环境样品中,73份为阳性。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也在环境样品中分离出了3株病毒。经过基因组测序发现病毒的序列是和当时病人序列几乎是100%的相同,这也提示这些病毒应该是来源于人的。在分析的过程中,在环境样品中所携带的一些宿主信息显示,这些主要是人的宿主,也包括猪、牛、鸡、鸭以及一些冷链产品的基因,甚至有老鼠和猫的动物基因判断。这些都提示新冠病毒很可能是人污染的东西。这些数据也进一步证实了中国和世卫组织联合团队在第一阶段所做出的结论。
记者提问:现在中方科学家、专家认为新冠最有可能的起源是什么?周蕾:其实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应该说我们在第一阶段的联合研究过程当中就已经得到了一个结论,这个结论也充分展示在我们当时和世卫组织联合发布的联合研究报告里,我也是非常欢迎大家去仔细读一下我们的那份报告。在报告里,我们是很明确提出来了对本次新冠疫情起源的几个方面的假设研判的结果。首先,我们认为在报告当中,从人的方面、动物的方面、跨种属传播等这几个角度,也包括实验室的可能性,我们都做了评估。当时在武汉我们的联合专家组分成了流行病学组、动物溯源组、分子溯源组,这几个方面分别开展研究工作,因此当时得到的综合研判的结论我们认为是科学可信的。这个结论在此我跟大家重申一下,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的可能性是“可能到比较可能”,通过中间宿主引入,我们认为是“比较可能到非常可能”的,通过冷链的引入是“可能”的,通过实验室引入我们当时的研究判断是“极不可能”的。
在结束了武汉的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以后,我们并没有停下研究脚步,又继续按照当时在武汉制定的下一阶段工作方案和建议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工作,种种研究结果也都证实我们在武汉第一阶段的研究结论。所以针对您的问题,我们到现在并没有改变我们的判断,目前我们的观点都可以去查阅我们当时联合发布的研究报告。谢谢。
记者提问:最近一篇社论当中,世卫组织置疑为什么2020年1月从武汉收集的病毒数据没有立即分享,而是在三年多后的今天才公开?此外,世卫组织还称缺乏数据披露简直不可原谅,为什么不早一点公布这个数据?您对这个评论有何回应?
沈洪兵:刚才周蕾研究员提到了,世界卫生组织和中方联合专家组在2021年1月至2月联合溯源,提到了华南海鲜市场相关的研究,流行病学专家到现场进行了实地考察,也提出了后阶段的相关建议,针对环境样本中发现的70多例PCR阳性感染样本,根据宏基因组测序结果提出了下一阶段的建议。所以中国疾控中心的科学家针对世卫组织溯源报告提出的建议,开展了系列的后续研究。后续的分析结果,华南海鲜市场内环境样本中的DNA条码数据并不能对新冠溯源提供任何新的线索。2022年2月,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将华南海鲜市场的数据和DNA条码数据总结成科学论文,投稿《Nature》杂志进行同行评议,通过预印本平台进行公开,并按照国际惯例将原始数据上传至GISAID平台。目前相关数据已在国内外四个数据库同步释放,论文已经在《Nature》杂志正式发表。值得提醒大家注意的是,这个研究过程是要有一个直接的阶段,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后续研究的建议,中国科学家做了相关的进一步分析,投稿有一个过程,预印本已经发表,后面的数据也会公开释放,所以不存在我们有意要推迟或者延迟释放数据。
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报告发布以后,中国科学家进一步开展了大量的新冠溯源相关工作,有关研究成果也已及时公开发表。比如对武汉2019年下半年献血者的新冠血清学检测显示没有新冠感染,已经发布在《Protein&Cell》杂志,对中国境内17000多只蝙蝠的病毒谱研究也没有发现新冠及其相关冠状病毒序列,也已发表于《National Science Review》杂志。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与国际同行分享了我们拥有的研究成果和数据。
记者提问:最近,媒体对中国疾控中心关于华南海鲜市场研究发表文章中的相关测序数据高度关注,请问各位专家从您专业的角度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童贻刚:目前还没有任何科学的根据能够明确新冠病毒真正的起源,这篇文章涉及的所有动物样本,经过检测全部都是阴性的,这就提示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并没有真正感染。华南海鲜市场环境中存在阳性标本,这些标本中所检测出的宿主信息绝大部分都是人的信息,也有其他动物的信息,这也提示华南海鲜市场病例很可能都是来源于人的,而不是来源于海鲜市场的动物的。科学家们一直就新冠的起源努力开展研究,而且也在其他的国家发现了一些和新冠病毒更加接近的蝙蝠的冠状病毒。但新冠病毒究竟是怎么样?从什么地方、什么方式感染人的?这个确实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媒体对于这个事情的关注也反映了大家对于公共卫生问题的关心,这也敦促我们科技工作者要从科学的层面对这些数据给出科学的解读,也让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些数据记者提问:您刚才说过中国疫情开始之前的血液样本已经被检测和分析了,能不能详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周蕾:事实上,我们当时在武汉第一阶段的联合溯源研究过程当中,这方面的工作建议已经提出来了,中方践行我们当时的承诺,在之后非常快地组织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包括投入了财力,去开展储存的健康献血者血清的检测工作,工作量非常大。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当时涉及3万人,有43850份血液样本,要把它们全部完成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我们没有检测到新冠病毒抗体。这些献血者都是在2019年12月之前的武汉当地的献血者。这个研究结果也很好回应了我们当时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中共同的发现,在2019年12月之前,武汉当地并没有发现更早的病例。这些结果也像刚才沈先生说的那样,我们也是及时进行了公开发表和分享。
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根据中国疾控中心上传至GISAID平台上有关华南海鲜市场早期的研究数据,国际上的某些专家得出了不同的研究结果。请问,你们觉得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是分析方法的原因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童贻刚:针对这些上传的数据,采用不同的方法、软件和参数分析都可能会得到不同的结果。但是,对数据中的DNA条码分析的结果发现,环境中这些样品宿主信息中最多的还是人的信息,人的基因丰度最高,提示华南海鲜市场环境中的病毒很可能是来源于早期的病人。另外,DNA条形码的分析结果也显示,在华南海鲜市场关闭前市场中存在猪、牛、鸡、鸭等多个物种。有些专家关注样本中存在的个别动物基因,并怀疑这些动物将病毒传给了市场上的人,但是迄今为止的这些数据显示,市场上并不存在病毒感染动物的迹象。因此,上述这些猜测实际上是不科学的,我们的实验结果是不支持华南海鲜市场的动物是新冠病毒的动物源头。另外,因为环境样本的采集时间在1月份,它是比早期病例的时间出现要晚。因此,即使华南海鲜市场上存在着动物被感染的情况,也有可能这个动物是被人感染了,而不是动物感染人。因此,我们认为所谓的市场动物传人的说法,是缺乏科学根据的,只是一些主观臆断。
记者提问:有些世卫组织的专家认为,由于缺乏中国早期病例的原始数据,第一阶段的联合研究报告受到了严重的批评。请问对此有何回应?
周蕾:这个情况我也关注到了,应该说当时我们在开展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研究的时候,不论是中方科学家还是世卫组织邀请遴选的国际顶级科学家,我们联合专家组的团队成员们,都是始终本着科学的态度去开展溯源研究的,而且当时我们也是制定了四个共同原则。所以在这个原则下,在武汉工作的28天的联合溯源研究过程虽然很辛苦,但是成果也是很显著的,我们得到了刚才说的这些结论。您提到的早期病例我也回应一下。当时我们把所有在武汉能搜集到的早期病例的,包括可能感染的、可疑感染者的资料,我们都进行了分享,中方的团队和国际专家团队每天共同工作,我们展示所有搜集到的资料、病例的表格、调查问卷和所有信息。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本着科学的态度,还有就是要遵守国际上的惯例,要保护调查对象的隐私等等,所以我们没有做录像或者拍照,但是专家团队共同分享了数据,大家一起研究、一起分析,共同得到的结论。并不存在我们隐瞒或者没有分享早期病例信息的说法,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早期第一阶段的联合研究溯源报告发布之后,是得到了广泛认可的,包括世卫组织,包括国际同行,当时大家都是广泛认可的,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却又发出了质疑的声音,这也是让我觉得比较难过的一点。应该说,第一阶段联合研究不论是中方的科学家,刚才我也给大家介绍了,我们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还有世卫组织遴选的国际顶级专家,大家非常辛苦,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得到了这么一份极具科学价值的联合研究报告,理应受到应有的尊重,而不应该做否定或者指责。所以建议大家还是秉承科学溯源的态度,还是应该继续坚持科学溯源,大家共同投入到下一阶段的工作,不要再去互相指责、猜疑,这对我们去搞清楚病毒的起源没有任何帮助。这是我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记者提问:刚才专家提到,第一阶段联合溯源的结论是新冠病毒从实验室泄漏这一假设是“极不可能”,现在世卫组织又提出对各种假设的研究都是开放的,各种假设都要进一步研究,请问你们怎么看?另外,对于美国通过所谓的《新冠病毒起源法》,你们有什么看法?
童贻刚:第一阶段的时候,世卫组织派遣了十余位专家,我们中方也派遣了十余位专家在武汉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联合调查研究,关于实验室泄漏这一假设“极不可能”,这是当时作出的一个科学判断,是双方科学家经过了大量调查、研究,包括走访武汉市各个相关实验室,和相关人员进行深度交流之后得出来的结论。对于新冠病毒起源的一系列假设,联合团队也给出了由“极不可能”到“非常可能”的估计,这也都是基于客观事实、基于严谨科学的判断得来的结论。我们应该在尊重第一阶段联合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开展进一步的研究,这样才能够更加有效地推动溯源工作。如果我们不接受、不认可第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去重复第一阶段所做的工作,这将是巨大的资源浪费,甚至会使后续的工作走向错误方向。这么做也会让后续的工作价值在未来受到质疑。
至于美国《新冠病毒起源法》这个问题,我们要强调新冠起源这个问题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我们应该向科学事实要答案,而不应该将溯源问题政治化,我们也强烈地反对抹黑、炒作等非科学、非理性的行为。记者提问:关于溯源的调查和研究方面,今后中国要和国际社会有什么样的合作计划?有没有具体的国际合作安排或者计划?
周蕾:刚才我已经反复说了,新冠病毒的溯源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也不是一个国家能够独立完成的,它必然需要全球科学界共同的努力,所以全球联合起来,尤其是科学家们共同合作开展溯源势在必行,这也是必须要做的,也是我们一直倡导的。我们是秉承着公开的、客观的、科学的、开放的态度,去与世卫组织合作,我们也多次邀请国际专家,比如2020年以来我们邀请了至少两次国际专家到中国来开展溯源研究工作,我想这一点今后也是不会改变的,这是肯定的。
其实刚才我的几位同事已经反复提到了,我们第一阶段的联合研究与世卫组织遴选的10来位国际同行、国际顶级专家去合作,开展联合研究工作,把它形成了一份特别详实的联合研究报告进行共同发布,这本身就是一种态度,这就是我们的研究成果。而之后我们并没有暂停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们对溯源的期待和努力始终没有停下来,我们后期开展的大量研究成果、研究数据,以各种各样的形式毫无保留地与国际同行进行分享,我们发表了多篇科学论文,在多个数据库上分享我们的序列、分享我们的数据和信息。此外,在之后进行全球联合溯源上,我们是支持世卫组织的决定的,我们派专家收集更多的数据和资料,我们一直在做中国能做的工作。其实,我们非常非常地希望全球溯源真的能成为全球溯源,我们多次呼吁,希望能够把溯源研究工作的地点、角度尽可能覆盖所有可能的国家和地区,不要一直在炒作和关注武汉,这方面我们已经做了大量工作,这个我也是重申多次,中国的态度也是始终没有变的,溯源研究就应该是一个国际行动。我们也非常希望,世卫组织是权威的专业机构、国际机构,真正能把全球溯源工作给组织起来,秉承科学的、严谨的、公正的态度,来把国际科学界所有的精英组织起来,让大家对新冠病毒的溯源在未来真正能够得到一个让大家信服的答案。
记者提问:我们看到世卫组织近期发表观点性文章,希望中国能够尽快共享和新冠起源有关的任何数据。请问,中方目前打算如何配合世卫来共享这些数据,有没有进一步的计划?
周蕾:关于您说的这种观点性的文章,其实我们也看到了,我们也关注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我们是一直和世卫组织保持密切合作和联系,比如第一阶段的联合溯源研究,我们当时就响应了世界卫生大会的号召,邀请了世卫组织,包括他们遴选的国际专家来到中国、来到武汉联合开展溯源,这本身就是我们走出的一大步。此外,在完成了第一阶段联合研究之后,刚才多位专家也都提到了,我们把研究的成果,一方面第一时间与SAGO——这是世卫组织下的专家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充分的交流,这是第一时间进行分享。我们还把所有的结果又以科学论文的形式在多个科学杂志上进行公开发表,分享给国际的同行。像这样的做法,我相信今后我们还会继续。从2020年以来,我们与世卫组织的专家,与联合溯源研究的专家,不光是在武汉联合工作,我们多次召开视频会议,疫情期间我们见不了面,就发邮件、开视频会议多次进行讨论,包括后来我们的杨运桂研究员也参与到SAGO,他本身就参与了第一阶段的联合研究。从中国科学家的层面,从我们内心来说,我们是非常公开透明,我们秉承了科学溯源的态度,我们的政府也非常支持我们,政府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开展这些溯源研究,收集大量的数据,否则我们也得不到这么好的结果去与国际同行分享。我们发表文章的这些杂志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科学杂志,对于国际溯源是非常有帮助的,我相信在今后我们还是会继续与世卫、与国际同行、与对新冠溯源研究一直秉持着科学态度的科学家们保持紧密的合作和联系,及时分享我们掌握和获得的溯源研究最新研究成果和数据。
来源:中国网
责编:周晓雪
编审:郑阳洋
终审:周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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