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京京的三孩之家犹如一个窗口，演绎着年轻宝爸宝妈的喜乐烦愁。生育、托育已并非个人、乃至一个家庭之事，而是攸关中华民族长远发展的国事。
2023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这是中国人口多年来的首次负增长。值得注意的是，2022年的出生人口仅有2016年的53%。
2022年8月17日，国家卫健委举行新闻发布会，会上透露的一项国内调查显示，婴幼儿无人照料是阻碍生育的首要因素，城市中超过1/3的家庭有托育需求，但供给明显不足，特别是普惠性服务供不应求。
这一信息引起广泛关注，让当下年轻家庭的托育之难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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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聚啦！”1月21日除夕，北京三孩宝妈邹京京在社交平台分享三宝团聚的照片，三个宝宝身着红彤彤的新衣，手里拿着压岁钱，笑容溢出屏幕。
34岁的邹京京是一名保险从业人员，育有三娃。2020年11月，女儿快4岁时，邹京京诞下双胞胎儿子。大家庭从此更热闹了，孩子谁来带、如何带的烦恼也随之而来，经过全家商议，姥姥、姥爷负责孩子饮食，爷爷、奶奶照顾其他起居，分工明确。
可3个孩子和6个大人，让不足100平方米的三居室尤显拥挤。“看着年过半百的父母，为了给我们带孩子经常要在客厅打地铺，挺心疼的。”邹京京直言，三娃的托育压力挺大，每天家里都忙得不可开交。一家人反复商量之下，邹京京决定让奶奶将双胞胎带回河北老家照顾，京冀两地分开“作战”。
万家灯火中，邹京京家的故事，在一个个家庭真实上演着。
36岁宝妈李晓和丈夫陈逸然在陪伴两岁的儿子。先藕洁/摄
“保姆带娃、父母带娃、全职带娃”众生相
2022年年末，深圳，二孩宝妈杨雯（化名）为即将到来的二宝准备着新生儿用品，隐忧也悄然浮现：“二孩面临的压力更大，带孩子成了头等难题。”
2018年，36岁的杨雯迎来第一个宝宝，产假后，她回到工作岗位，孩子由谁带成了家庭难事。此时，杨雯的公公因帮大儿子带娃累倒住院，“我们也不好意思再向父母张口”，杨雯和老公将目光转向保姆市场。经过几个月的考察、试用后，她感叹，“为孩子找到合适的保姆难上加难”。
好不容易找到保姆，家里紧张的气息无处不在。杨雯说，当时家里布满摄像头，工作空闲、午休时，她总忍不住打开监控软件，远程观看阿姨带娃日常，“生怕孩子有个闪失”。
2023年春节前，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走进李晓家，眼见儿童玩具堆满客厅，两岁的晳皙活泼可爱，不停奔跑、玩闹，李晓夫妇一脸爱意。而她和丈夫陈逸然又要为节后上班孩子由谁带而费思量。
公婆还有工作，父母健康不允许，家里4个老人难以承担带娃重任。李晓夫妇开始寄希望于托育机构和育儿保姆。但孩子小，托育机构不接收。那段时间，李晓一边寻找阿姨，一边独自带娃，“真是忙得四脚朝天”。
李晓的工作薪资高，但比较繁忙，她不得不辞去工作，专心在家照顾孩子。磕磕碰碰间，李晓终于找到了合适的阿姨，经济压力随之而来，“每月阿姨和小时工的工资得1.5万元。”李晓摇了摇头，“我得再上班赚钱。”
对90后宝爸李华锡而言，将年过半百的母亲、岳母从老家请到北京来照顾两岁多的儿子，实属无奈之举，“刚在北京租房时，搜索过附近的托育机构，两公里内几乎没有。”
“保姆带娃、父母带娃、全职带娃”已成为当下年轻家庭的众生相。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妇联兼职副主席黄绮从2017年起就关注托育问题。她了解到，上海市科学育儿基地调查0-3岁的儿童家庭中，有近80%的幼儿看护者为祖辈，其中近50%祖辈感到“无可奈何”，特别是照顾过“一孩”的祖辈不愿再照顾“二孩”的比例在上升，他们希望将孩子送往专业、值得信赖的日托机构。
34岁的宝妈邹京京育有三娃。受访者供图
费用高、离家远是婴幼儿入托最大阻碍
“孩子无人照料吓退不少年轻父母生育意愿。”李晓说，身边不少朋友都有意愿生二孩、三孩，“但目前举全家之力照顾一个孩子都很难，真不敢再生”。
实际上，不仅是老人，将孩子送往专业、可靠的托育机构更是宝爸宝妈首选。然而，费用高、离家远成为婴幼儿入托的“拦路虎”。
2022年9月22日，北京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四十三次会议听取了《关于本市托育服务体系建设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报告》显示，家长送托的主要考虑因素为托育机构与家庭的距离和服务价格。
在三孩宝妈邹京京的观念中，“孩子需要多去接触外面的世界”，她特别希望能早些把孩子送进“放心又能长知识的托儿所”。女儿两岁半时，邹京京为她报了私立双语托育班，每月费用7900元。
随着双胞胎的到来，邹京京深感育儿费用“压力山大”。为减缓老人带娃压力，双胞胎20个月时，邹京京开始物色托育机构，“我家附近几乎没有公立机构，私立机构每月最低也要7800元”。结合家庭收入情况，邹京京选中一家连锁品牌托育机构，每月9800元。
“9800元只是一个孩子的价格，两娃要付双倍入托费”。每月近两万元的托育费让邹京京一家着实“吃不消”。慎重考虑后，她让婆婆带双胞胎儿子回石家庄老家上托育班，一家人过起了“双城生活”。
“孩子开朗了，长胖了，还会自己穿鞋子。”入托两周后，邹京京惊喜地发现，刚满两岁的双胞胎儿子飞速成长，不仅知道排队等候，还学会了简单的儿歌。如今，邹京京夫妇带着女儿在北京生活，每个周末，邹京京一家要进行一次大轮换，将女儿带去奶奶身边，再把双胞胎接回北京照看。
“让家里阿姨或老人每天带着两岁的孩子挤地铁、坐公交去入托显然不太合适。”在宝爸陈逸然看来，离家距离是选择托育机构的重要指标之一。杨雯更倾向于选择公办托育机构和非营利托育机构提供的普惠性托育服务，价格亲民、质量有保障。
在工薪族李华锡看来，孩子的托育费用不应超过家庭总收入的30%。李晓则表示，如果托育机构环境佳、师资强、离家近，“愿意为这些优质条件埋单”，但每月总支出不宜超过1.5万元。
90后宝爸李华锡和他两岁的儿子。受访者供图
解决托育之困亟须多方施力
2022年9月1日，国家卫生健康委人口家庭司负责人杜希学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目前我国托育机构面临降低成本难、稳定招生难、应对风险难等挑战。
回顾托育机构5年发展历程，90后宝妈辛静体会颇深。2017年，辛静与另一位宝妈联合创立了一所国际托教中心，致力于为0-3岁的婴幼儿及家庭提供科学的托育服务。
辛静感慨，“房租和师资是压垮部分托育机构的两座大山”。她说，国家政策对于托育场所的楼层、采光、通风等都有明确规定，这就决定了托育机构的场地租金普遍较高。
房租贵，人力成本更高。辛静介绍，目前她经营的托育机构里的婴儿班师生比为1∶3，托小班1∶5，托大班1∶7，受制于缺乏合格的托育人才，托育机构自身承担了大量的人才培养工作，经营成本难以压缩。
《报告》显示，2020年北京市托育机构平均月收费超过7000元，价格较高，运营成本中场地租金和人力成本占比达80.9％。辛静直言，希望政府相关部门可以提供价格低廉的场地租赁，同时加大托育师资培养力度，提升教育水平。
2022年8月16日，国家卫健委、国家发改委等17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完善和落实积极生育支持措施的指导意见》，提出完善生育休假政策、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住房政策向多子女家庭倾斜等举措。有专家评价称，国家出台大力度、多举措政策，意在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让更多年轻人“愿意生、育得好、教得好”。
随着国家顶层设计的出台，各地开始陆续探索普惠托育的破局之道。2022年11月，山东省滨州市建立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联席会议和联络员制度。近日，杭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官网发布杭州市婴幼儿成长驿站名单，截至2022年年底，共有428家建成投用，统一“小树苗”标识，意在打造15分钟婴幼儿照护服务圈。
黄绮则建议，可尝试把老年大学和托育场所融合，带孩子的老人白天去上课，下课后到托育机构接孩子，既可让孩子学会集体生活，也可缓解老人带孩子的压力。
“很感动，国家和各地政策都在作出回应，说明我们的需求被看见了。”陈逸然说。李晓表示，希望政府能够加强对建立托育机构的条件、从业人员资质等的监管和审核，推进托育机构职业技能等级培训和鉴定。
在2023年各地召开的两会上，安徽、河南、湖北、北京、上海等省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都为托育服务建言献策，建议多方发力“托”起婴幼儿的未来。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韩飏 先藕洁
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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