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学生被骗入传销组织有多容易？只需要某个不熟悉的同学说“有工作，工资4000多”。25岁的毛晓璐就是这样被骗走的。

而一个父亲要把女儿救出却艰难百倍，并要依赖种种运气。好在毛晓璐的父亲毛明军做到了。本以为人救回来，事就结束了。但几个月后，毛明军发现，那段经历给全家人带来的阴影远未消散。

文 × 陈龙

编辑 × 雪梨王

从传销组织出来大半年，2023年春节过后，毛晓璐终于找到了一份银行的工作。没上几天班，她又被分配到了离家几十公里处一个相对偏僻的支行，需要“在一个农家院里住宿”。

全家人合计了下，决定让毛晓璐辞职。大半年前误入传销组织的经历，让父亲毛明军有了心理阴影，他不敢让女儿走得太远。

阴影一直都在——几个月后，毛明军还记得视频通话那端，戴着口罩的毛晓璐。

“你把口罩摘下来，我看看你脸上的疙瘩（痘痘）下去没有？”隔着手机屏幕，毛明军要求。毛晓璐刚摘下两秒，旁边传来一个陌生的声音：“把口罩戴上！”毛明军心里一哆嗦，他确定，女儿被传销组织控制了。

这之后，为避免女儿受伤害，他开始在微信、视频通话中“配合她的表演”。

彼时的毛晓璐刚刚毕业，她的整个25岁，都被传销吞噬了。

控制

误入传销组织的消息是在2022年5月13日传来的。

晚上九点多，毛明军接到学校辅导员的电话。彼时，毛晓璐刚“出门打工”两个月。电话里，辅导员告诉毛明军夫妇，有两个同学刚被山东临沂警方从传销组织的窝点解救出来。两人说在窝点见到了毛晓璐，但在警方捣毁该窝点的前几天，毛晓璐“已经被转移走了”。

25岁的毛晓璐原本会在6月，从河北一所本科院校毕业。也因此，刚过完年，她就忙着找实习单位了。3月2日，毛晓璐告诉父亲，要跟同学去秦皇岛打工。两天后，她又跟父亲说，秦皇岛本地工资只有2000元，一个同学给她介绍了份山东临沂的工作，工资4000元，“还可以带家属一起去”。

毛明军没在意，他觉得是好事。

3月5日，毛晓璐坐火车离开秦皇岛。不久，她给父母发来一个定位，显示到了“山东临沂市兰山区”。那之后，毛晓璐再也没给家里发过信息。十多天后，毛明军开始起疑。他问妻子，女儿去哪儿了。妻子纳闷，“不是上临沂了吗？”可毛明军总觉得不对劲。

同校同学表面介绍工作，实则是传销诱饵。

接到辅导员电话后，他马上给女儿打电话。“大闺女，你是不是被骗入传销组织了？”毛明军直截了当。女儿否认，说自己在学校学习。

毛明军隐约想起，此前屈指可数几次和家人的通话，毛晓璐都用打字或语音交流，“说话都不是她的口气。”偶尔的视频通话，也都戴着口罩。毛明军听人说，陷入传销组织的人随时会被看着，行动、说话，甚至想法都受控制。

其间，毛晓璐还以“准备考研”“报考研补习班”的名义，向父母要了7万元钱。这7万元，是毛明军和妻子东拼西凑来的。

毛晓璐说服父母的理由之一是，“这份工作，我一个月工资4000，人家（有硕士学位的人）1万。等我考上研，硕士毕业，一个月1万多。一年就能把这钱给你还上。”2022年4月10日，毛明军微信给女儿转账。那之后，毛晓璐基本不跟家里联系了。

从5月13日起，毛明军开始谋划着解救女儿了——他先是到秦皇岛市海港区某镇派出所报案。几天后询问进展，对方说，“不够（条件）立案”。毛明军不能理解，他说女儿3月5日出门，两个多月毫无音信。终于，在所长的帮助下，案子立上了。但民警告诉他，经过查询，毛晓璐“没有买火车票的记录，也没有住旅馆的记录”，“一点线索都没有”。

实际上，毛晓璐一直有搜集车票票据的爱好。当时从秦皇岛前往临沂的高铁票，她一直夹在驾驶证里，至今保留着。

偶尔视频对话里的毛晓璐，始终戴着口罩。

“配合表演”

毛明军“魔怔了一样”，吃不好也睡不好。

他每天翻手机，找人打听传销组织“内幕”。网上联系到的几个反传销人士告诉他，“进入传销组织的人，只要家人不着急，他（她）永远都不会回来。”曾在媒体工作的外甥了解情况后也说，“老舅你必须得找，不找这孩子不会回来。”

但毛明军没那么多资源和办法，这个53岁的男人甚至很难为自己找到一份像样的工作——这几年，他经常在秦皇岛打零工，在工地上搬水泥、钢筋、钢管，每天收入在100元到150元之间。因为家里有亲戚在北京做建筑工程，所以毛明军的两个孩子所学专业都和建筑有关。他想着，也许以后能让孩子去亲戚那儿工作。但2022年亲戚经营状况不佳，毛晓璐只得自己出门找工作。

“找不回女儿，我宁可死在外头。”毛明军暗暗下了决心。

他原本想在5月动身去临沂，可听说当地有疫情，去了要隔离，因此耽搁下来。那段时间，毛明军一直跟女儿保持联系。有人提醒他，进了传销组织，干什么事旁边都有人看着。于是，为数不多的几次通话中，毛明军夫妇只能小心翼翼地说话，装作不知道女儿的危险处境，“含着泪往下‘演’”。电话打通了，他大多会寒暄几句，“大闺女，上学怎么样”，再叮嘱“好好学”，或是关心下“吃了什么”，“想吃啥买点，没钱了跟爸说”。但实际上，他已经囊中羞涩到掏不出钱了。

6月10日，距离毛明军报警过了一个月，秦皇岛、临沂两地警方毫无消息。他多次致电临沂警方，对方一直劝他，“不要过来。”毛明军又再次询问女儿“在哪里”，毛晓璐发来了一个“南京江宁区吉山考研小镇”的定位。

毛晓璐给父母、好友发来定位，但却拒绝进入位置共享。

一天傍晚，毛明军找侄子商量，打算次日开车去南京找女儿。临走前，他找当地神婆算了一卦。“大仙儿说，明天不是出行吉日，让我四天后再出发。”

就在等待的四天里，一位亲友找人做了通讯定位，确认毛晓璐还在临沂市罗庄区。

6月20日，毛明军决定去临沂。为了让临沂警方配合，也为了避免去后被隔离，临走前，他去老家派出所开“寻女证明”，哭闹了好一阵才办成。

夫妻俩，加上毛晓璐的姨父和两个司机，一行五人连夜开车前往临沂。

“情报”

23岁的山西人李桑和毛晓璐被骗进了同一个传销团伙。也正是他，在被解救后提供了毛晓璐误入传销组织的消息。

李桑是被老同学“骗”进组织的。2022年3月，他突然收到来自专科寝室室友付某的问候。从那所专科学校毕业五年了，他们基本没什么联系。此前李桑失业后再也没找到工作。得知了李桑的情况，付某邀请他去临沂“见见面”，“玩上一个礼拜，说不定还能找一份工作。”

3月3日，李桑坐高铁到达临沂——从时间线上看，只比毛晓璐早了两天。而他们一同陷入的，是北派传销的经典品牌“蝶贝蕾”。该组织曾是公安部挂号的大案，早在2006年，涉案者就多达50余万人，涉案金额20亿元。

5月中旬，组织内一个男生的家人找临沂警方报了警，警方根据线索摧毁了该窝点，李桑跟着获救。同时获救的，还有一个叫罗帆的姑娘。罗帆也是在石家庄找工作失败后，被同学王某蓉以“有份在天津的工作还不错，项目迁到了山东，刚好还缺人”为由，骗到了临沂。去窝点之前，三男一女陪她逛了两天街，摸清了她的底细。

见面前，传销人员会故意失联，考察被骗人性格并消耗其精力。

被解救当晚，李桑告诉罗帆，“毛晓璐好像也是你们学校的，她被骗了7万块钱。你进来之前，她已经被转移到另一个‘家’（窝点）了”。罗帆把自己和王某蓉共同认识的朋友问了个遍，确认毛也是被王某蓉骗走的。

罗帆既不认识，也没见过毛晓璐。而王某蓉在窝点里陪罗帆待了一个星期后，就消失了。5月12日，罗帆从派出所出来后，王某蓉在微信上问她，“安全到家了吗？”罗帆回复，“什么样叫安全？”对方没再回复，并在朋友圈屏蔽了罗帆。

解救

这趟出门寻女并不容易。6月21日至24日，毛明军在临沂罗庄区找了6个派出所。6月21日，派出所先把他们带去一个之前被端掉的窝点，又带着他们走了三四个村，毫无结果。23日，民警带他们见了一个30多岁的小伙子。“警察说，这个人是做民间反传销的，你给他点费用，他们找人比公安还快。”民间反传销，一般价格在2万元以上。此前，毛明军也在网上找过几家反传销团队，有的开价2.5万。“我对天发誓，我已经一分钱拿不出来了。”毛明军说，“我就相信政府，我相信人民警察，我不相信这个。”

他不理解，既然已经确定人就在罗庄区，秦皇岛、临沂两地为什么不花工夫找？他曾向警方建议，把女儿照片发给各大队（张贴），“她看到之后就可以直接报警。”但民警根据以往办案经验告诉他，“你可千万别让她知道。她要是知道了，更不想见你了”——被洗脑后，大部分受骗者会听从传销组织指挥，躲避家人，有的即便被找到也拒绝回家。

6月24日上午，毛明军夫妇去了临沂市公安局，被拒绝进入。随后，他们去了彭坡村，决定自己蹲守。蹲守无果后，毛明军再次找到警方。

“我女儿3月5号出来，到6月24号，已经110天了。”毛明军不理解为什么不出警，接着他放出狠话，“不给我找着，我就死在这里。”当天傍晚6点多，四名民警终于和毛明军、毛晓璐的姨父再次去了罗庄区彭坡村。

那是一个看起来挺富裕的村子，道路两侧净是路灯，也有不少监控设施。天线、路灯、树木，都像极了此前的一段录屏——听说毛晓璐误入传销组织后，同学黄碧晨给她打过视频电话，通话时长8分20秒，黄碧晨保留下一段6分20秒的录屏。视频里，毛晓璐穿着浅紫色T恤，扎着头发，戴着口罩。在仰拍视角里，可以看到沿路贯穿着十几根电线，道路两侧种着树，每隔一段有白色路灯。

录屏视频的背景，成了毛明军找到女儿的关键线索。

民警身着便衣，在村长陪同下搜了一圈，没有找到线索。他们担心毛晓璐又被转移走了，于是请村长调出监控。一个多小时的监控中，毛明军一眼发现了女儿的身影。“我女儿骑着自行车出来，后座上带着一个女的，后边一个男的骑着电动车跟着她们。”村长称，这些不是村里的人。

民警很快找到了可疑的院子，并呼叫了增援。敲了几分钟门，没有动静。接着，警方破门而入，大喊“趴下”。“里面十几个年轻人，都抱头蹲在地上。其中有两个女生蹲在一起，低着头。”虽然光线不好，毛明军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女儿。

当天晚上，毛晓璐等十几个人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路上，妈妈一直拉着她的手，像是生怕她再跑了。警方原本让他们再等两天，但第二天，毛明军就急匆匆把女儿带回了秦皇岛。“我宁可（7万块）钱不要了，也必须把她带回家。”

窝点

被救回家的很多天里，毛晓璐闷闷不乐。她的手机、身份证都丢在了传销窝点。刚回来的一个星期，她几乎不与外界联系。毛明军屡次想问女儿在传销窝点里的情况，她都沉默或避而不谈。

“旁边都是派出所，你自己不会跑吗？”妈妈试探地问了一句。

毛晓璐有些委屈，“我没见到派出所。我出去的时候，他们（传销人员）一直跟着，带我们走小路。”许多天后，她向记者描述，她进入窝点的第一天晚上，手机就被动了手脚。此后，“蝶贝蕾”传销组织以听课、考试等理由不让她走，并不断洗脑让她接受传销的那套观念。她想过逃走，但院子大门一直锁着。和家人打电话、通视频，会有两名传销人员带她出门，一直跟着。

“我平时自己一个人习惯了，不喜欢被监视，所以一开始反应挺大的，但是你架不住他们（的气势）。”毛晓璐说，后来为了安全，她开始假装顺从，“我坚信，不管多久，家里肯定会有人来找的。”

和外界通话时，遇到棘手的对话内容，身边的人就会把手机麦克风关掉，教毛晓璐怎么说。“（他们）告诉我这个话不能说，这个问题不能回。”几次与父母、同学发送位置或“位置共享”时，传销人员也使用了虚拟定位软件，发出错误的定位“南京”。

那个“家”里的领导只有25岁，十几个年轻人每天进出、行为都听他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像他们一样继续去发展下线，邀请更多人进来。”“家”里的女生都是极少数，但女生“拉新”却要比男生容易得多。为了防止周围邻居怀疑，传销人员会用不同手机在窗边和院子里播放音乐、打游戏的声音，“让其他人听不到里边在干吗”。

渐渐的，毛晓璐相信了“产品买得越多，升级就越快，下个月拿钱就越多”的模式。她觉得投资这7万后，未来她真的可以赚到数十数百万，“他们说，等我以后邀请别人过来，卖出多少套之后，级别够了，就可以当领导了。”

口头上，“蝶贝蕾”是一款护肤品——但它永远停留在口头上，毛晓璐没见过真实的产品，那7万元买来的20多份“产品”，其实是20多张签完字就被收走的单子。

而到下一个月，她会收到一张手写的“工资单”，上面写着：“毛晓璐，工资1万元”。这张纸条会被传销人员拿走。一段时间后，毛晓璐开始对“赚大钱”的说法产生怀疑。等到遇到李桑，两人简单交流了一下，都表示了“想走”——这促成了李桑之后向毛晓璐的学校传递情报。

但彼时毛晓璐又掉进了另一个陷阱。“那个时候我已经把钱投在里边了，想等着，看到底能拿回多少钱。”于是，在窝点一个多月后，毛晓璐开始在手机上和人聊天（拉人）。学校很快察觉到她的异常，对其他同学发出了预警。窝点领导转变思路，让她用社交软件，去找陌生人聊天。

被困期间，毛晓璐也想过这些人做的事是不是违法，“但看起来，他们每天除了打牌就是听课、聊天，也没干什么。”她也知道父母担心她，但大部分时间，手机并不在她手上。传销人员有时会直接替她回复，“我现在连吃饭的自由都没有了吗？什么事情都要问，什么事情都要管！”——类似“直怼”的回复，毛明军夫妇收到过许多次。

不能和父母说实话，甚至要欺骗他们，这给毛晓璐带来了心理困扰。但传销人员会立刻做“心理辅导”，“他们会说，你这么做只是为了以后能生活得更好一些，能赚更多钱，那才是对得起你父母。”

窝点虽然人员密集，但流动性很强——他们只有很少的行李，一旦发现风吹草动，可以立即转移。3个多月里，毛晓璐先后待过5个窝点。每次都是下午通知，晚上出发，会有男人骑自行车将她带到下一个“家”——获救一个多月后，毛晓璐还是习惯称待过的传销窝点为“家”。有的窝点间骑自行车只需十几分钟。

阴影

“我从没想过要考研，是他们（传销人员）说的。”毛晓璐说，那次和黄碧晨8分多钟的通话，也是传销人员安排的，“他们让我给她录个视频、发个照片、打个电话，再抱怨一下，说心情不好什么的。”毛晓璐解释，“这么做，是为了把考研的事坐实，让家人朋友不要来烦我。”

在临沂的三个多月，她感受到这里传销组织活动的密集，“就算是找到这个地方，他们还会转移去下一个地方，还会再扎根”，“根本清除不尽”。

由于大量传销人员同时也是受害者，根据目前法律，各地警方在清理掉一个窝点后，如果没抓到组织骨干，只能在24小时内将传销人员放了。许多人一转头，就再去从事传销。

辗转多个传销窝点的过程中，毛晓璐见过来自五湖四海的年轻人——一个出生于2002年的四川男生，当兵退伍后，被初中同学骗进东北的传销窝点，投了9万元。尽管一分钱没赚到，但他仍然相信传销套路，在东北待了几个月后，又来到临沂，再次投资。还有一个已经考上研究生的人，“他投了钱。但他告诉我他想走。我问为什么想走还要投钱。他说不知道为啥，跟那些人聊着聊着就相信了。”

女儿回来后，毛明军没责怪过她。他曾尝试问女儿，“那7万块钱给哪儿了？”女儿只回答“不知道”。毛明军就没多问。

看到女儿情绪低落，找不到工作，毛明军很揪心

原本以为人救回来，事就结束了。但看到女儿回来几个月了，每天吃完饭就回到自己房间刷手机，毛明军担心起来。亲戚曾介绍了一份工作，毛晓璐嫌工资低，拒绝了。毛明军觉得，传销洗脑的阴影和创伤还在，“思想没转变过来，遭（损失）了一大笔钱，她心里有压力。只想着赶快挣大钱，眼光高了，两三千块钱的工作看不上。”那段时间，他频繁求助身边那些看上去有些门路的人，“能不能求您帮我女儿找个工作？”

不久前从银行离职后，毛晓璐又恢复了宅在家里的生活。毛明军原本想着，该让女儿去大学里演讲，“讲讲亲身经历，让千家万户的大学生都别再受传销的骗”，但眼下，他只希望女儿心里的那块阴影能慢慢消散。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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