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五经打一动物（李济、赵元任、吴宓、贾兰坡、夏鼐……他们是荒野上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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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四书五经打一动物

谜底为：鼠。四书五经都是“书”，取谐音，即为“鼠”。

2、李济、赵元任、吴宓、贾兰坡、夏鼐……他们是荒野上的大师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它们是近代中国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从“北伐”到“中原大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家不断裂变，时代疾速转捩。

从四大机构里，走出了李济、赵元任、吴宓、贾兰坡、夏鼐、梁思成、林徽因、梁思永等考古名家，他们在乱局夹缝里，默默耕耘，不懈奔走。他们也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不仅开创了学术的新纪元，更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风雨之间，荒野之上，这些先辈为何前行，又如何前行？作家张泉前后花费十年，广阅资料，潜入档案，将一代学人在考古现场和学术书斋的经历集成《荒野上的大师》，为读者勾勒了中国考古的诞生经过，在内忧外患之际凭热血和专业为国效力的事迹，让人们看到他们逆境中开辟新天地的勇气和毅力。

《荒野上的大师：中国考古百年纪》

张泉 著

一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前言 ：大发现的时代

文｜张泉

“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

鲁迅平生最自信的事，或许并不是文学。

1927 年 4 月 8 日，他到黄埔军校演讲，标题虽然叫《革命时代的文学》，入题却是从挖煤开始的——“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他以此自嘲，幽默地开场，但他其实没有开玩笑。当还是个少年时，他确实曾对探寻矿藏心向往之，并为此下过苦功。

鲁迅十八岁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务铁路学堂，到日本弘文学院留学后，依然对矿物情有独钟，记录了大量笔记，手抄、临摹过许多海外矿业的专著。他甚至下过矿井，踩在半尺深的积水里，头顶仍有水不断漏下，在他周围，矿工们“鬼一般工作着”。鲁迅读书的时代，地质学仍被称为“地学”，矿物学则被称为“金石学”，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以为，这两门功课探讨的仍是舆地和钟鼎碑版这些古老的学问。

鲁迅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中有这样一段话：

中国矿产，富有既如是。故帝轩辕氏，始采铜于首山，善用地也。唐虞之世，爰铸金银铅铁。逮周而矿制成……

当然，那时他还叫周树人，那本书也不是小说集或杂文集，而是《中国矿产志》，但其流行程度并不亚于他的那些横眉冷对、嬉笑怒骂的作品集。

《中国矿产志》是鲁迅和他的同学顾琅合著的，曾被清政府学部定为国民必读书。他们期望国人重视并了解自己国家丰富的矿藏，不要总是依赖外国人去研究和转述；他们更希望未来的中国能自主开矿，发展实业，寻求富强之道。

不过，两人最终选择了不同的人生。

留学回国后，顾琅辗转于教育、实业和政治领域，但并未放弃田野考察，他后来走访了汉阳、大冶、萍乡、六河沟、临城、井陉、开滦、中兴、本溪湖、抚顺等地，在 1916 年出版了《中国十大矿厂调查记》，书名由张謇题写。

鲁迅选择了“躲进小楼成一统”。发表《狂人日记》时，他已经三十七岁。人们记住了三十七岁以后的鲁迅，却淡忘了那个曾经企盼寻求矿藏的少年。

由于那段痴迷矿藏的经历，鲁迅一直对困守书斋的所谓“国学家”颇为不屑。1922 年 11 月，他在《晨报副镌》上撰文嘲讽道：“当假的国学家正在打牌喝酒，真的国学家正在稳坐高斋读古书的时候，莎士比亚的同乡斯坦因博士却已经在甘肃、新疆这些地方的沙碛里，将汉晋简牍掘去了；不但掘去了，而且做出书来了。”字里行间皆是悲怆的冷嘲，哀其不幸，更怒其不争。

鲁迅的评判，其实不算苛责。自 19 世纪后半叶李希霍芬以其七次远征为海外汉学家、探险家踏勘中国揭开序幕，这片远东的土地就因为极其丰富的自然、历史与文化资源，吸引着沙畹、奥勃鲁契夫、斯文·赫定、桑志华、谢阁兰、斯坦因、伯希和、柏石曼、伊东忠太、鸟居龙藏、大谷光瑞、关野贞、大村西崖、常盘大定等海外学人纷至沓来，探索地理、矿藏、生物、建筑、文物，他们的足迹纵横南北。

当伯希和在北京六国饭店展示他在中国搜罗的古籍，尤其是敦煌遗书时，官员和学人无不扼腕叹息。罗振玉百感交集，感叹这是“极可喜可恨可悲之事”；两江总督端方更是早早地认定这是“中国考据学上一生死问题也”。他们深感事态严重。即便如此，也很少有人愿意像海外学人那样，亲自动身寻访一番。于是，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出现了一种奇特而尴尬的局面：来自海外的地质学家、考古学家和探险家在中国各地奔波，探访藏匿在深山荒野间的矿藏、古迹、墓葬、洞窟……不断地调查、摄影、发掘、整理、分析，而中国学者却有意无意地对这些珍贵的遗迹视若无睹，或忙于欺世盗名，或甘愿囿于书斋。一面是海外学人迫切地想做更多田野调查，却又因中国之大，夙愿难成，只能感叹“大业的完成，恐不是吾辈人能够等到的”，凡事尽力而为；一面却是中国学人始终无动于衷，沉溺于“‘安乐椅上研究’的博古家时代”。

不过，当鲁迅宣泄着满腹牢骚时，一个充满转折意义的时代其实已经来临，那时，年轻一代中国学人正跃跃欲试。他们大多在海外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崇尚科学精神，试图重新发现古老中国的真相，重估文明的价值。他们不惮走向荒野，甚至乐在其中。在这波浪潮中，地质学家先行一步，古生物学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前赴后继，终于在二三十年间造就风气，蔚为大观。

他们是各自领域的拓荒者，也是走出书斋、走向旷野的第一代中国人。这本书希望重述的，正是他们的探索以及他们开创的新纪元。

前所未有的一代人

1913 年，北洋政府工商部创立地质研究所和地质调查所，由丁文江主持，自此，以丁文江、翁文灏、章鸿钊为代表的中国地质界先驱，就与葛利普、安特生、步达生、德日进等海外学者鼎力合作，一面努力培养专业人才，一面坚持不懈地进行田野考察，调查矿藏，勘探石油和煤矿，挖掘恐龙骨架和各种古脊椎动物化石，发掘史前文明遗址……无论是在地质学、地震学、土壤学，还是古生物学、人类学等领域，都堪称成就卓著。

1936 年 10 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十五次发掘殷墟，主持者从李济、董作宾、梁思永，变成了更年轻的石璋如、刘燿、王湘等考古学人。大批甲骨和各种文物陆续出土，殷商时代得到证实，中华文明信史被向前推进了数百年。根据考古发掘，史语所的学人们陆续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架构，诸如董作宾的“贞人说”、梁思永的“三叠层”、傅斯年的“夷夏东西说”等，皆极富开创意义，影响深远。到 1937 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将在哈佛大学成立三百周年演讲中盛赞史语所的考古发掘：

这是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中国学者一下子获得了耶稣降生以前一千年中国历史的大量可靠材料。

其实，不独考古组，史语所语言组的成就也不遑多让。赵元任等人历时十年，走访江苏、浙江、广东、广西、皖南、江西、湖南、湖北等地，系统地进行方言实地调查，初步勾勒了中国语言变迁的轨迹，而这些寻访与研究的意义，正如傅斯年所总结的那样：“一个民族的语言即是这一个民族精神上的富有。”

加入史语所之前，李济和赵元任皆任教于清华国学研究院，并在各自领域发起过具有首创意义的田野考察——西阴村的考古发掘和吴语方言调查。清华国学研究院存世虽然只有四年，却网罗了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两代名师，不仅为未来中国学界树立了典范，亦可被视作史语所的“前传”：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都是史语所的主事人，而梁启超、王国维和陈寅恪虽然没有参与田野考察，但以各自的远见卓识和影响力，为学人走向荒野扫清了障碍，更奠定下思想根基，其中，王国维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影响尤为深远。

地质调查所和史语所考古组探查的主要是地下的文物，中国营造学社追索的则是地上的古迹。鲁迅生前，北京的家中常年摆着一幅从山本照相馆购买的佛像照片，据说，他把这尊河北正定隆兴寺的佛像誉为“东方美神”，尽管他毕生都没见过它的真身。近代中国学人中，最早见到这尊佛像的，或许是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梁思成。1932 年，梁思成一行就冒着战火，对隆兴寺做了详细的调查、测绘和研究。他认为，这尊塑像虽然遭到后世篡改，但“显然是宋代原塑”。当然，他关注的不只是造像，更是建筑风貌，并盛赞隆兴寺的牟尼殿为“艺臻极品”。

鲁迅去世时（1936 年），中国营造学社创建只有五年，却已经考察了上百个县市的两千余处古建筑，其中的佼佼者，如独乐寺的观音阁和山门、西大寺的三大士殿、佛宫寺的释迦塔、华严寺的薄伽教藏，以及善化寺、广胜寺等辽金以降的古建筑经典，都是通过梁思成、刘敦桢、林徽因等人的考察报告昭示于国人的。这些大地上的遗构，为破解北宋“天书”《营造法式》提供了大量直观的证据。与此同时，一部中国建筑史也在梁思成心中氤氲成形。

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国营造学社，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四座高峰，也是学人走出书斋、走向田野的先行者。从北洋政府到国民政府，从“北伐”到“中原大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国家不断裂变，时代疾速转捩，总统和内阁总理走马灯般更替，登场谢幕，儿戏一般。但在这乱局的夹缝里，以上述机构为代表的学人共同体，被爱国热情激励，默默耕耘，不懈奔走，勠力与共，开创了中国历史上无数个第一：

中国人独立进行的第一次科学的考古发掘——西阴村遗址发掘（李济、袁复礼主持）；

第一份矿产资源调查和田野考察报告——《调查正太铁路附近地质矿物报告书》（丁文江）；

第一本地质学讲义——《地质学讲义》（翁文灏）；

第一张着色全国地质图——《中国地质约测图》（翁文灏）；

第一幅地震区域分布图——《中国地震分布图》（翁文灏）；

第一部石油调查报告——《甘肃玉门石油报告》（谢家荣）；

第一部石油研究专著——《石油》（谢家荣）；

第一部古脊椎动物学专著——《中国北方之啮齿类化石》（杨钟健）；

第一部恐龙研究专著——《许氏禄丰龙》（杨钟健）；

第一篇古建筑调查报告——《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梁思成）；

第一部正式颁布的文物法规——《古物保存法》；

……

他们发现了“北京人”头骨、“山顶洞人”头骨、龙山文化黑陶，还有海量有字甲骨、大批殷墟文物、殷商故都，以及唐、宋、辽、金、元、明、清建筑，提出了“燕山运动”“三门系”“三叠层”“贞人说”“夷夏东西说”等理论。中国第一座地震台（鹫峰地震台）、第一个油田（玉门油田）、第一条独立发掘并装架的恐龙化石（许氏禄丰龙），同样由他们全力促成。

他们大多诵读“四书五经”长大，随后到海外接受现代学术训练，崇尚科学精神。他们中有中国第一位地质学博士（翁文灏）、人类学博士（李济）、第一位考古学硕士（梁思永）、最早的商业管理硕士（曹云祥），还有“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中国科学考古第一人”（梁思永）、“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中国恐龙之父”（杨钟健）……

他们是荒野上的大师，新学术的奠基者，是前所未有的一代人。当然，他们也是第一代世界主义者，改变了世界对中国的认知。

即便横眉冷对如鲁迅，虽不时会在日记、书信或文章中对他们揶揄一二，比如他认为史语所出版的《安阳发掘报告》“精义少而废话多”；说梁启超工资太高，而且“西学不大贯”，要配上李四光才能“凑成一个中外兼通的完人”；嘲讽丁文江陪着胡适去“觐见”蒋介石——“中国向来的老例，做皇帝做牢靠和做倒霉的时候，总要和文人学士扳一下子相好”……不过，毋庸置疑，鲁迅未竟的梦，的确已在他们脚下逐渐变成现实。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民国时期注重田野考察的当然不止这四家机构。事实上，静生生物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地质研究所、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魁阁”等机构同样云集了一批不惮走出书斋的学人，他们致力于动植物、矿产、考古发掘、民族学等领域的调查与研究，并取得了不菲的成就。但是，本书决定聚焦于地质调查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语所和中国营造学社，因为它们既代表了多元的面向，彼此间又有千丝万缕的关联，形成了相对稳固的学术共同体；它们的发展历程也足以折射出从 1910 年代到 1940 年代的不同阶段，中国学界走向田野的渴望与困惑、构想与曲折、困境与探求。正因他们的努力，一个大发现的时代终于在近代中国的土地上显露峥嵘。

走出书斋，走向旷野

中国历史上，并非没有读书人走出书斋的先例。徐霞客和宋应星是其中的佼佼者，但在正史记载中，他们注定只能沦为边缘角色。

1912 年，当云南高等学堂监督叶浩吾向丁文江提起《徐霞客游记》时，从欧洲学习地质学归来的丁文江惊讶地发现，自己竟然对这个明代的同乡一无所知。穿越了半个中国到了上海，他才终于买到一本《徐霞客游记》，而他真正对徐霞客产生精神认同，还要再等两年。两年后，他到云南考察地质，在极度疲倦中阅读了这本两个多世纪前的游记，他发现，自己在考察路上的见闻，与徐霞客两百多年前的记录竟能逐一吻合，不胜感慨：“始惊叹先生精力之富，观察之精，记载之详且实。”

至此，他才真正对徐霞客心生敬意，更满怀好奇。然而，这样一个传奇人物的人生历程居然模糊不清，著作也早已支离破碎，大量散佚。于是，丁文江决定为徐霞客正名，整理徐霞客的游记和年谱，绘制其周游天下的路线图。这项工作，几乎集结了三代人的力量，他的前辈梁启超、张元济、罗振玉等人慷慨地为他提供了典籍资料，而他的后辈朱庭祜、叶良辅、谭锡畴、谢家荣、王竹泉等人则把在各地绘制的地图交给他，点点滴滴拼合出徐霞客走过的路。

徐霞客和宋应星终于不再是深埋于历史深处的无名氏，反而成为许多年轻学人的精神偶像。身处国家危亡的年代，和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丁文江也习惯拿中国的先贤与西方的比较，进而论证中华文明曾有过的伟大创举。他热诚地宣称徐霞客的旅程是“文艺复兴精神的体现”，称颂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其精神与近世科学方法相暗合”。他认为徐霞客的“‘求知’之精神，乃近百年来欧美人之特色，而不谓先生已得之于二百八十年前”。他评价《天工开物》的创造性价值举世无双：“三百年前言农工业书如此其详且备者，举世界无之，盖亦绝作也。”他试图论证，科学的精神与探索在中国由来已久，远超西方，只是暂时失传湮没罢了。

丁文江以现代徐霞客自期，而他的“万里遐征”，更要“看徐霞客所不曾看见”，记“徐霞客所不曾记载”。丁文江信奉“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一生身体力行。无独有偶，这几家学术机构的核心人物都做过类似的表态。丁文江的同事与继任者翁文灏呼吁学人“担斧入山，劈荆棘斩榛莽”，甚至还提出，“如果一年没有上山，便不配称地质学者”；史语所创始人傅斯年要求书生“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从清华国学研究院加入史语所的李济要“打倒以长城自封的中国文化观，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腿，到长城以北去找中国古代史的资料”；赵元任兴致勃勃地表示，“用表格用录音器作系统化的调查工作是一回事，到各处学说各种话当然又是一回事”；中国营造学社的梁思成则强调，“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各种动词，掷地有声，而归根结底，都是呼吁学人走出书斋，走向旷野。

许多年后，胡适给亡故多年的老友丁文江作传（《丁文江的传记》，1956年），依然忍不住感叹：“这样最不怕吃苦，又最有方法的现代徐霞客，才配做中国地质学的开山大师。”

这不只是致以丁文江个人的敬意，其实也是丁文江这代学人的精神写照。但这代人注定饱尝艰辛，甚至前途莫测。如果地质调查所没能勘探出矿藏，没有发掘出“北京人”头骨或恐龙化石，如果史语所没能在殷墟发掘出海量的有字甲骨和各种文物，没有找到殷商故都的基址，如果中国营造学社没有发现大量古建筑经典……很难说这一代学人不会继续“沦为”又一个徐霞客或者宋应星，最后从历史中悄然退场。

所幸，他们与一个大发现的时代相互成就。身处乱世，他们遭遇离乱动荡，可是，他们无疑又生逢其时。

绝境里求生，陈见中突围

丁文江迫切地希望为徐霞客和宋应星正名，其实也未尝不是为了给他这一代中国学人正名。他们面对着更加复杂的社会环境，置身于动荡的大时代，万事不由己，只有竭力而为。

中国的读书人从来都对体力劳动心存鄙夷，而无论地质调查、考古发掘还是古建筑考察，都需要频繁外出，风餐露宿。尽管从洋务运动以来，实业救国已成共识，地质调查因此有了发展空间，许多人也开始认可考古发掘和古建筑调查，相信它们有助于了解中华文明的来龙去脉，甚至赋予其爱国意义，然而，社会观念如故，田野考察依然面对巨大阻力。

思想鸿蒙未开，民众对考古发掘更是误解重重。人们天然地相信，考古发掘就是搜罗宝物。李济、袁复礼离开西阴村后，车站检查人员如临大敌，怀疑他们盗取了珍贵的文物。不料，一箱一箱查验，居然全都是些碎陶片，这让检查员无比困惑，为什么要千里迢迢地把几十箱碎陶片运回北京？抗战期间，史语所迁到李庄，当地的乡绅与百姓一度以为，这些学者是以吃人为生的——抗战千里流亡，随身携带的一定是最贵重的东西，可他们的行李中却塞满了人类的遗骸。石璋如到豳县（今陕西彬县）考察，一边使用指南针，一边绘图，以致当地陪同的人坚信他是风水先生，再三央求他到家中帮忙看看风水，无论石璋如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地质调查所历时多年终于出版了《中国分省新图》，丁文江却在序言中继续苦口婆心地呼吁：“我们只希望以后同行的诸君，少讲些龙脉，少画些笔架，使得中国青年渐渐地了解地形是怎样一回事。”杨钟健在云南发掘出恐龙骨架，到重庆北碚举办展览，竟然有人毕恭毕敬地拜倒在恐龙骨架前，虔诚地进香。他们不知道此龙非彼龙，只是敬香祈福的习惯由来已久，条件反射般深入骨髓。这样的传统太过漫长，以致梁思成寻访云冈石窟时忍不住感叹，十几个世纪以来，民众忙着焚香膜拜，却对精美绝伦的造像熟视无睹，“在这讲究金石考古学术的中国里，（云冈石窟真正的价值）却并未有人注意及之”。千年以降，中国大地上的无数瑰宝正是这样被有意无意地遗忘殆尽。

他们发现，在中国进行田野考察，最大的对手，其实是金石学传统，它是如此根深蒂固。中国营造学社外出考察古建筑，当地向导听说梁思成等人对古物感兴趣，常常会自作主张带他们去看碑刻，他们觉得，碑刻才是艺术，而建筑不过是工匠的手艺，难登大雅之堂。起初，考古学被许多人认为只是金石学的一个别名而已，而当中国学人开始独立进行考古发掘，即便是马衡、董作宾这些从传统金石学框架中努力转型的一流学人，也曾对考古发掘存在误会。马衡相信，通过考古发掘，可以挖出“地下二十四史”。这个天真的设想显然不可能实现。董作宾主持殷墟第一次发掘，因过度关注甲骨，挖到人类遗骸，顿感冒犯了先人，匆忙把它们重新掩埋起来，直到后来与李济相遇，才知道人类遗骸同样蕴含着丰富的考古价值。到 1930 年代，考古发掘虽已硕果累累，然而，当夏鼐参加公费留学考试被考古专业录取时，他顿感前途渺茫，哀叹自己“简直是爬到古塔顶上去弄古董”。夏鼐毕业于清华大学历史系，后又师从傅斯年和李济，连他都对考古心存偏见，旁人更可想而知。

政府对地质发掘和考古发掘的态度更为复杂。当地质学家致力于勘探煤矿、金属、石油，为实业助力时，政府自然大力倡导、支持，而一旦科学家被地下的出土物吸引，开始发掘文物、古生物化石乃至古人类遗骸，政客的态度就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考试院院长戴季陶就想当然地以为，所有考古发掘都是盗墓，为此，他义正词严地致电总统、行政院、教育部和中央研究院，要求立即停止考古发掘，还威胁说，倘若在古代，做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是要被凌迟处死的。李济当时就预感到，“从此考古工作恐将永无太平之日”，这种“新旧史学观点的冲突”很容易就会被政治化。不出他所料，纵然蔡元培率领学者严词反驳，行政院还是下令严禁发掘古墓，以致有的地区的考古发掘被迫延期。

地方与中央的博弈，同样影响着田野考察。李济到西阴村发掘，还带着两任前内阁总理和梁启超写给时任山西省省长阎锡山的介绍信，“山西王”却一直避而不见，倘若不是山西省内务署的负责人被李济的诚意打动，这次考古发掘很可能就此搁浅。发掘殷墟更是遇到了巨大的阻力。河南当地政府怀疑史语所盗取宝物，多次以各种形式粗暴干涉，而无论蒋介石的命令，还是《古物保存法》的颁布，都无力影响河南省高层与基层的决策。只有权力和武力才能主宰一切，等到蒋介石赢得“中原大战”，将河南纳入势力范围，一切自然迎刃而解。为了赢得地方人士的信任，梁思成不得不学着用“老派的上层社会方式与军官和地方官员打交道”。到各地考察时，他一面保持着“低调、礼貌而恭敬”的态度，一面又掏出印满各种头衔的名片，在言谈间若无其事地透露自己和某些政要名流交好，一步步周旋，当地人才终于对他刮目相看，愿意提供支持和帮助。

困扰田野考察的，不止社会观念和政治压力，资金问题同样棘手、严峻。

傅斯年努力凑齐了一千元，殷墟发掘才终于正式启动，然而，第三次发掘结束后又陷入困境，弗利尔艺术馆决定与史语所中止合作，所幸，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及时施以援手。殷墟第十一次发掘成果卓著，但预算远超过拨款，值得庆幸的是，中央研究院第二任总干事是丁文江，他深知田野考察的意义，于是另辟蹊径，邀请国立中央博物院参与投资，约定先由史语所研究出土文物，此后再把它们送到博物院珍藏，这才妥善解决了资金问题。中国营造学社的前身营造学会，几乎让创始人朱启钤耗尽家财，也是由于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的支持，又有中英庚款董事会襄助，中国营造学社才得以建立并运转十多年。周口店的发掘则依赖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资金，可是，当出土成果越来越少，资金也就日渐匮乏。1936 年，地质调查所新生代研究室岌岌可危，随时可能会关闭，是贾兰坡发现的三个“北京人”头骨拯救了这家学术机构。

抗战爆发后，情况日益恶化。在昆明，董作宾和胡厚宣准备拓印殷墟 YH127 坑出土的有字甲骨，却找不到足够的宣纸。陈寅恪写完《元白诗笺证稿》，也没有合适的稿纸誊抄，只好给史语所的同事写信求助。为了维系中国营造学社的运转，梁思成一次次前往重庆，向各个政府部门求援——他的前半生衣食无忧，亦无心仕途，后半生却不得不放下自尊，与官僚们周旋，四处化缘。谢家荣等人进行地质调查时，则下定了决心 ，“必要时一切事可由我们自己来做，剩下的钱，我们要留作野外调查之用，万一公家一时不给我们款子，那我们只有吃饭不拿薪，我们学地质的应有这种苦干精神”。

这二三十年间，中国学人无疑是在绝境里求生，于陈见中突围，终于在旷野之上踏出新路。

内忧外患的“黄金时代”

这群现代徐霞客和宋应星，大多有着体面的身份和不菲的收入，但他们宁愿往荒野中辗转，在泥泞、崎岖间奔波。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必须学着应对各种挑战，有时坐着骡车颠簸，有时赤脚在冰河中穿行，有时带着帐篷风餐露宿，能住进牛棚都值得庆幸。沿路可能找不到食物，饮水也是大问题，漂浮在水面上的微生物往往让他们望而却步。他们潜入过几十米深的地下，举着油灯，点着蜡烛，忍受无尽的孤独，往泥土堆积中寻找蛛丝马迹。他们遭遇过塌方，与炸药朝夕相处。他们时常攀爬数十米高的建筑，测绘，摄影，稍有不慎就可能从高空跌落。他们在深谷中迷过路，也曾险些闯入山中的瘟疫区。

当然，生命脆弱，世事无常，还有更残酷的挑战等着他们。袁复礼在新疆的冰雪中发掘恐龙化石，冻伤了脚，挨到发掘结束回到乌鲁木齐才得以动手术，休养了三个月才痊愈；梁思永抱病发掘殷墟，罹患重病，卧床长达两年之久；翁文灏到浙江考察石油，遭遇车祸，九死一生；二十八岁的吴希曾在湘西勘探煤矿，也遇车祸，却未能醒来；丁文江在湖南勘察煤矿，煤气中毒，不幸罹难；年轻的赵亚曾在云南，许德佑、陈康、马以思在贵州均被土匪枪杀；傅徽第则在赣南被日军杀害……

这是个大发现的时代，却又是极为动荡的时代。天灾频发，战乱不断，既困扰着贫弱的国家，也吞噬着他们的生活。几场大雨就足以让周口店的发掘被迫暂停几个星期，让中国营造学社的考察之旅不断延期。

战争是更大的威胁。1927 年，李济前往陕西考察，由于北伐战争，他不得不绕道半个中国，先北上大连，再坐船南下上海，然后转汉口，再从汉口取道北上。同样在这一年，地质调查所开始大规模发掘周口店，附近时常炮声隆隆。有时会有士兵突然出现，占用他们发掘出来的洞穴，试验手榴弹。甘肃军阀误把西北科学考察团携带的氢气管当作炮筒，误以为他们是张作霖的军队，随即扣押了科考团的学者。当时的新疆省主席杨增新遇刺身亡后，继任者金树仁则对考察团百般阻挠，令科考一度陷入僵局。1933 年，梁思成前往正定调查古建筑，却发现火车上全都是军人。滦东战事困扰着整个行程，他担心北平遭到轰炸，不得不压缩原定计划，随时准备返程。

军阀混战之后，是更加残酷的抗日战争和长达八年的流亡岁月。他们匆匆踏上南迁之路，不幸的是，多年来各自收集的珍稀书籍、资料、记录的笔记乃至书稿，却大多在离乱中散佚。由于部署周密，许多珍贵的文物得以保全，但并非所有文物都这样幸运：“北京人”头骨化石在秘密运往美国途中不知所踪；中国营造学社存放在天津麦加利银行地下金库里的底片，基本毁于洪水，只有一批测绘图稿和胶片经过小心的整理、晾晒，勉强得以保全；袁复礼在西北考察时收集的十七箱标本全部遗失，他的《蒙新考查五年记》的新疆部分也被弄丢了；史语所在安上村曹王墓发掘的出土物在济南被毁，考察报告在九龙被烧尽。许多年后董作宾仍耿耿于怀，“新材料完全损失了，而且永远损失了” 。

国难当头，他们也时常陷入自我怀疑，不知道自己的工作究竟是否有意义。翁文灏向傅斯年哀叹，地质考察对抗战没有任何帮助。傅斯年也常常自问：“书生何以报国？”李济一度想过放下铲子，扛起枪去前线打仗，而李济与董作宾、梁思永一手培养起来的“考古十兄弟”，最终也因为战争分道扬镳，终生未能重聚。

风雨、天险、疾病、匪患、战争……任何一点变故，随时都可能将他们吞噬。近代中国的学人们，却在深谷中劈出一线光明。内忧外患，国土沦丧之际，他们取得的学术成就甚至被视为民族最后一丝尊严所在，正如孙楷弟在写给陈垣的信中所讲，中国“生产落后，百业凋零，科学建设，方之异国，殆无足言；若乃一线未斩唯在学术”。这也正是这一代学人的自我期许。陈寅恪相信，“国可亡，而史不可灭”；翁文灏则正告同仁，“即便中国暂时亡了，我们也要留下一点工作的成绩，叫世界上知道我们尚非绝对的下等民族”。

他们并未将罪责完全归咎于时代，没有因外力干扰而忘记本分，他们在荒野之中，于书斋内外，上下求索，努力恪守精神的尊严。其实，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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