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斯双杀是什么意思，股票戴维斯双杀是什么意思（戴维斯家族的故事--戴维斯双击/双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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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戴维斯双杀是什么意思

戴维斯双杀效应是由着名的投资人戴维斯提出的一种双杀效应，指的是关于上市公司股票价格的波动和市场的预期之间的倍数效应。通俗来讲就是股票的每股收益下滑引起了股价下滑，而股价下滑又会带动市盈率下跌，PE下跌将进一步导致股价下跌，简单总结为利润和估值的下跌。

2、戴维斯家族的故事--戴维斯双击/双杀

投资界有一个如雷贯耳的名词— — 戴维斯双击（Davis Double Play），就出自戴维斯家族。

戴维斯家族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魔咒，历经经济的盛衰兴替，股市的牛熊起伏，屹立华尔街50年而不倒，的确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戴维斯1909年出生于一个普通家庭，后来与企业家的女儿凯瑟琳结婚，以女方5万美元嫁妆做投资本金，在其85岁离世时创造了9亿美元的财富。历时47年，年化复利回报达23.18%。

家族第二代谢尔比掌管的基金，20年中有16年战胜标普500指数，累计收益37.9倍，年化复利回报19.9%，超越同期标普指数4.7%。

家族第三代克里斯掌管的基金，1995—2013年年化复利回报11.95%，同期标普表现为7.61%。

众所周知，股价（price）＝每股盈利（EPS）×市盈率（PE）。在不同的市场阶段，投资人会给出不同的估值水平（PE）。对于同一个标的，熊市中人们或许只愿意给10倍PE或更低的估值，而在牛市中却愿意给出20倍或更高也无所谓。

所以，如果伴随着公司盈利的提升，恰好又遇见牛市中信心的提振，股价就会出现正向戴维斯双击效应。例如，每股盈利1元、PE为10倍的股票，价格为10元；当公司盈利提升到2元，正好遇见牛市，PE估值提升至20倍，此时的股价会达到40元。即在盈利上升100%的情况下，股价可以上升300%。这就是著名的戴维斯双击理论。

但当遇见公司盈利下滑，同时遭遇熊市时，就会出现极其惨烈的反向作用，可以称为“戴维斯双杀”。老戴维斯正是靠着双击的绝技，以保险股为母矿，积累了巨额财富，投资对象包括巴菲特的伯克希尔以及很多日本保险公司。他之所以投资金融类股票，根本的原因是“金钱永不过时”。

戴维斯家族极其注重节俭，甚至引发两代人之间的纷争。一天小孙子跟着老戴维斯上街溜达，想向爷爷要1美元买个热狗吃。爷爷严肃地说：“如果你将这1美元进行投资，每5年翻一番，等你到了我的年纪，50年之后，这1美元就会变成1024美元。你现在有这么饿吗？”克里斯多年之后回忆，这个1000美元热狗的故事教会了他三件事：（1）金钱的价值；（2）复利的价值；（3）自己有钱的重要性。

在贯穿戴维斯一生的投资生涯中，几乎始终保持一倍的财务杠杆，也就是有100万美元时，持股200万美元；有1000万美元时，持股2000万美元。

使用杠杆投资可以说是双刃剑，一直是个广受争议的话题。2018年7月美国科技股巨头脸书因成长未达预期，股价一天大跌20%，蒸发1200亿美元；18年，腾讯市值也跌去1万亿港元（约合四分之一市值）。遇见这样的大跌，杠杆的使用可能导致投资爆仓的致命危险。

在戴维斯的投资生涯中也屡遭这样的打击，例如他担任美国驻瑞士大使期间，遭遇了70年代初的惨烈熊市，财富缩水严重。但尽管如此，整体而言，杠杆的运用对于戴维斯奇迹的产生有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

1947年，当老戴维斯开始他的保险股投资生涯的时候，已经38岁，但他最终依然赚得了九位数的财富。如果戴维斯还活着，或许会云淡风轻地来一句：“到底是投资成功重要？还是成为一个价值投资者重要？”这倒是更值得深思的一个话题。

我一直主张，每个投资者应该投资于自己熟悉的领域。这个策略常常被人忽视，无论是医生、工程师等专业人士，还是非专业人士。我见证了太多人放弃自己熟知的领域，这山望着那山高，蜂拥投身于青葱勃发的互联网投机大军。与此相反，老戴维斯利用在纽约州政府保险司工作岗位上学到的知识，将资金投资在自己所了解的行业里。当他意识到如何解码这些保险公司之后，他知道自己遇到了人生的大金矿，罗斯柴尔德称之为“母脉”。

我们都听说过，忽视历史的人将会重蹈覆辙。在华尔街，历史周而复始地循环上演，正如同调整和熊市迟早会迎来牛市一样。那些对于这些规律无知的投资者，他们的命运本来并非注定，但他们可能会因为在不恰当的时候卖出股票而亏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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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维斯家族简史

1906—1909年

谢尔比·卡洛姆·戴维斯，1909年出生于皮奥里亚。旧金山饱受地震与火灾肆虐已达三年之久。华尔街的恐慌情绪令道琼斯指数下跌32%，跌至53点。带着高礼帽的金融家J.P.摩根拯救了美国银行体系。

1928—1930年

戴维斯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他未来的妻子凯瑟琳·沃瑟曼毕业于韦尔斯利学院。两人攻读的都是国际政治学。他们对于股市都毫无兴趣，没有受到1929年大崩溃的影响。

1930—1931年

未来的投资家（谢尔比·戴维斯）与未来的资助者（凯瑟琳·沃瑟曼）在法国的火车上相遇。两人随后返回纽约，都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硕士学位。大萧条开始了，但这对年轻人没有消沉。

1932年

戴维斯和凯瑟琳这对勤奋好学的年轻人在纽约按照民间仪式举行了婚礼。股市在底部盘桓，道琼斯指数跌至41点。新婚夫妇乘船去欧洲。戴维斯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找到一份工作。

1933年

蜜月结束了，戴维斯在姐夫的投资公司里第一次接触到股票。5年的隐形牛市令一小部分手中有资金并勇敢买入的人大获其利。这段意外的牛市行情在历史上经常被忽略，对于这段历史的记录，充满了无家可归者和失业大军。

1937年

戴维斯从姐夫的投资公司辞职，成为一名自由作家。股市的牛市结束了，道琼斯指数从194点跌至98点。戴维斯的儿子谢尔比出生，成为尚未成形的戴维斯投资法的传人。

1938年

戴维斯的女儿戴安娜出生。戴维斯的著作《面向四十年代的美国》准备面世。托马斯·E.杜威（纽约州州长，总统竞选人）读了戴维斯的著作，对其很满意，聘请他作为经济顾问兼演讲撰稿人。

1941—1942年

戴维斯未能抗拒低价诱惑，以33000美元买入一个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席位。道琼斯指数下滑至92点，回到1906年的水平。美国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

1944年

作为戴维斯担任顾问的回报，杜威州长提名他做州保险司副司长。在这里，戴维斯遇到了他一生中的大金矿，即“母脉” ：保险行业。战时，股市反弹，道琼斯指数涨至212点。

1947年

38岁的戴维斯辞去州政府公职，拿着从妻子凯瑟琳那里借来的5万美元，开始了他的保险股投资生涯。他的办公室开在华尔街附近。平和的气氛中透着不安，道琼斯指数暴跌至161点，因为人们担心平和的氛围反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专家给出的建议是：“买债券吧！”但债券市场的表现实在令人大失所望，长达34年的债券熊市开始了。

1952年

戴维斯成为账面上的百万富翁。经历了23年漫长努力之后，道琼斯指数终于超越了1929年的381点。

1957年

戴维斯的儿子谢尔比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进入华尔街，在纽约银行担任股票分析师。股市奔腾，道琼斯指数直逼1000点。

1961年

对于380万美元的信托基金安排，戴维斯与女儿戴安娜意见不合。这件家庭纠纷连续数日成为纽约大报小报的头版新闻。

1962年

戴维斯飞往日本，访问多家保险公司并进行投资，这是他一生中收获最丰的旅行。

1963—1965年

戴维斯家族第三代降生，谢尔比的妻子温迪在纽约曼哈顿诞下安德鲁和克里斯。谢尔比离开纽约银行，和其他两位合伙人成立了一家小型投资公司。

1965—1968年

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基金狂热。道琼斯指数在1000点上下波动，这一水平一直到17年之后才被打破。权威人士宣称，前景无限的高科技所带来的永久性繁荣的“新时代”已经到来。连续三波大熊市开始了第一波下跌。

1969年

戴维斯被任命为美国驻瑞士大使，他与妻子凯瑟琳收拾行装前往伯尔尼。儿子谢尔比和助手杰里米·比格斯接手纽约风险基金。三波熊市的第二波继续打击着投资者，那些曾经前景无限的科技股板块持续重挫、风光不再。

1970年

谢尔比的纽约风险基金成为年度表现最佳基金，荣获《商业周刊》赞誉。但不久，也成为表现垫底的基金。

1973—1974年

三波大熊市的第三波，这是1929—1932年世界大危机以来最糟糕的市况。道琼斯指数从1051点跌至577点，大跌45%。曾经风光无限的“漂亮五十”成分股跌得更厉害，跌幅在70%～90%。最初参与谢尔比纽约风险基金的投资人，在时隔5年之后依然没有一分钱的盈利。

1975年

戴维斯大使从瑞士归来，他3年前价值5000万美元的股票投资组合，现在蒸发得仅剩下2000万美元。儿子谢尔比与妻子温迪离婚，很快与盖尔·兰辛结婚。谢尔比领导的纽约风险基金采用了新的选股投资方法，使得基金此后长盛不衰。

1981年

肆虐20世纪70年代的通货膨胀终于得到遏制。长达20年的利率下跌开始了，长达20年的股市好时光开始了。但仅有少数乐观派预测到了这一点。

1983年

谢尔比作为单独基金经理，带领旗下的纽约风险基金连续七年跑赢标普500指数。

1987年

股市崩盘，全球恐慌。戴维斯大幅加仓，抢入便宜货。

1988年

戴维斯名列福布斯美国400富豪榜，他的投资组合价值4.27亿美元。由于旗下基金可靠的优异表现，儿子谢尔比名列福布斯荣誉榜。

1990年

戴维斯之孙克里斯在爷爷的纽约办公室里任职。

1991年

戴维斯之孙克里斯出任戴维斯基金的投资经理。道琼斯指数为3000点。

1993年

戴维斯之孙安德鲁掌管戴维斯可转换和房地产基金（由其灵感触发而成立）。移居圣达菲。

1994年

戴维斯离世，留下9亿美元的信托。其子谢尔比、其孙克里斯将戴维斯的原有持股抛出，将变现资金投入纽约风险基金和其他戴维斯基金。戴维斯的财产与智慧最终汇集在这些投资账户里。

1995年

戴维斯之孙克里斯出任纽约风险基金共同管理人，他的兄弟安德鲁对于稍低一些的职位也感到满意。道琼斯指数达到5000点。

1997年

在纽约风险基金成立28周年之际，戴维斯之子谢尔比六十大寿，他退居幕后充当顾问角色，由儿子（戴维斯之孙）克里斯独挑大梁。谢尔比将自己的4500万美元捐给了世界联合学院的奖学金项目。这是他给孩子们的一个信号：他们不会继承父辈的财富，就像他没有继承爷爷的财富一样。

1998—2000年

戴维斯之孙安德鲁、克里斯和新的合作伙伴肯·范伯格一起，面对着气喘吁吁的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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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万美元到9亿美元的传奇

我们更进一步的交流是在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97层，谢尔比在那里有一间办公室。在会议桌前，他详细谈到了其激动人心却鲜为人知的职业生涯。根据他的讲述，对他选股智慧影响最大的是另外一位谢尔比·戴维斯——他的父亲。谢尔比说：“我父亲比我更擅长股票投资。他将5万美元变成了9亿美元，绝大多数投的是保险股。”他这样说，倒是让我觉得他父亲本身就可以作为很好的一本书的主题。

9亿美元可绝对是个引人注目的焦点。谢尔比详细描述了他的父亲。戴维斯曾经是一位自由作家、共和党竞选顾问、纽约州保险司的公务员。1947年，戴维斯38岁时，在没有工商管理专业硕士（MBA）的背景和正式经济方面培训的情况下，辞去公职，成为一名全职的保险行业股票的探路者。亲友们对他的选择都抱怀疑态度。那时“中年危机”这个词还没出现，否则，他们一定会给戴维斯戴上一顶这样的帽子。

在接下来的45年中，戴维斯精心驾驭着他的投资组合，成为华尔街最伟大的富豪之一。从他的经历看，基本上可以说，无论是经历繁荣还是萧条，爵士乐的衰落还是披头士的流行，他始终牢牢抓住保险股不放。当美国的保险股价格过于昂贵时，他就买入日本的保险股。到了20世纪60年代，他持有的日本保险股票就像鞭炮声中受惊的鸽子一样，腾空而起。到1994年他离世时，他已经赚了1.8万倍。

这不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故事，这更像是一个经营有道而致富的故事。戴维斯最初的投资本金来自他的夫人凯瑟琳·沃瑟曼，她是费城一个地毯大亨的女儿。在1947年，绝大多数美国人只能在梦中才可能有5万美元进行股票投资。当然，这个故事的结尾还是激动人心和充满希望的：一个中年才开始投资的前专栏作家最终成为一个身价近10亿美元的大富翁。尽管在保险圈子之外，戴维斯就像谢尔比一样，并不广为人知。

“我父亲名列福布斯富豪榜是在1988年，”谢尔比说，“那只不过是15秒的名气而已。”福布斯富豪榜倒是提醒了我，这里缺乏所谓的“被动投资者”。富豪榜中满是硅谷精英、企业狙击手、房地产开发商、发明家、零售商、制造商、媒体大亨、石油巨头、银行家等，这些人是这个榜单的常客。如果说通过选择其他公司股票而上榜的人，我只能想到一个：沃伦·巴菲特。

戴维斯与巴菲特

我问谢尔比，他父亲是否与巴菲特见过面。“见过几次，”他说，“他们算是熟人，并且他们有很多共同之处。”谢尔比继续道，他们两人都在数十年的时间里，让自己的资金取得了23%～24%的年化增长率，这令人印象深刻。[1]两人都是在保险业赚了大钱，而且，巴菲特还直接拥有两家保险公司。保险行业被华尔街那些老于世故的专家斥为“乏味”“无聊”“不值得理会”，而这两位探路者却在这里发现了埋藏的宝藏，难道这仅仅是巧合吗？保险这个天使迷人而有趣，但我们应该全身投入吗？

戴维斯和巴菲特，这两位都是大名鼎鼎的铁公鸡，虽拥有亿万家财，却勤俭节约。戴维斯穿的是磨出洞的鞋子，虫蛀的毛衣，打网球用的也是旧球拍和球。巴菲特穿的是老土的西装，喜欢将零钱攒起来。根据罗杰·洛温斯坦写的巴菲特传记，在巴菲特已经是大富翁之后，有一次在机场，他的同伴说需要用机场的付费电话打一个简短的电话。（当时付费电话是每次通话需要一个10美分的硬币。）巴菲特从自己的钱包里摸出一个25美分的硬币，但他并没有直接将硬币递给他心急火燎的朋友，而是走过长长的走廊，找到一个报摊去换零钱。

当他们的财富增长到七位数、八位数、九位数的时候，他们依然住在20世纪40年代、50年代购买的并不豪华的房子里。戴维斯的房子在纽约的塔里敦，巴菲特的房子在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当巴菲特的妻子为朴素的居所购买了1.5万美元的家具时，“就像杀了巴菲特一样”。洛温斯坦的书《巴菲特传：一个美国资本家的成长》记录了他们的一位朋友的评价。巴菲特说：“你知道这些钱以复利增长，20年之会是多少钱？”戴维斯在拒绝他的小孙子想用1美元买一个热狗时，说过几乎同样的话。

当巴菲特的财富越过10亿美元大关后，一向低调的巴菲特咬着牙买了一架商务飞机，命名为“无可原谅号”。戴维斯从来没有像巴菲特这样买过如此奢侈的东西。

巴菲特和戴维斯的共同之处很多，可以这么一直比较下去。巴菲特拥有财富超过200亿美元，经常出现在福布斯排行榜的顶部；戴维斯的名字虽然也出现在富豪榜很多次，但处于榜单不太起眼的中部。巴菲特的成就广受赞誉，而戴维斯并非尽人皆知。谢尔比建议我只写他父亲，对此，我认真考虑过，题目可以定为“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最好的投资家”或“来自世界上第二伟大的选股者的秘密”。

节俭与复利

戴维斯本人已经无法为我们提供故事的细节了，他于1994年离世，留下了巨额的账面财富，却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账面的记录。他不写日志或日记，他也没有保存过去发行的保险周刊的副本。一些内在的洞见，例如“买进100股丘博股票”，他会写在旧信封上，或票根上，这样可以节省买记事本的钱。这样的草草记录也早已被丢入垃圾桶。

戴维斯投资早期的那些密友和搭档都渐渐离世，他的妻子凯瑟琳（谢尔比的母亲，最初5万美元投资本金的提供者）答应尽可能地配合回忆当初的细节，但她已经九十高龄，虽然精神不错，却也无法回忆起当年丈夫的投资策略。她那一代人，丈夫们认为商业和家庭是区分开来的。

提供信息最多的是其同名同姓的儿子，也就是我原本打算写的主角谢尔比。1937年谢尔比出生，他在成长过程中，看着父亲如何分析公司，跟着父亲一起会见上市公司首席执行官（CEO），学习金钱如何以72法则[1]方式增值。这个简单的计算公式经过美国国父之一、大腹便便的本·富兰克林的解释，便具有了激动人心的结果。一个便士的储蓄不再仅仅意味着一个便士的所得，如果它能翻25番将会达到67.1万美元！

凡是买过乐透彩票的人都知道，赢得百万美元大奖的概率比基于D N A检测而判定O.J.辛普森无罪的概率还小。如果一个年轻人有每周用10美元买乐透彩票的习惯，现在他放弃赢大奖的幻想，转而用同样的习惯坚持投资于一个每年10%回报（这是戴维斯回报的低配标准）的普通基金，那么，30年后他一定能成为百万富翁。

对于他的儿子，戴维斯将一些理念传递了下来，例如拥有精心挑选的公司的股票（他称之为“复利机器”）、拥有最好的复利机器会获得无法想象的报偿、反对不必要的开支（为什么将可以投资的钱浪费掉？）以及对于工作的狂热。谢尔比承认，他作为一个基金经理的成功源于小时候所受到的训练。戴维斯不仅构建了穿越半个世纪、经历各种市况而依然可以胜出的投资组合，在节俭敬业方面，他也塑造了下一代人具有同样执着的精神。

亲疏父子

步入成年的谢尔比，简直就是父亲的翻版。他在劳伦斯维尔中学（戴维斯的寄宿学校）读书，从普林斯顿大学（戴维斯的母校）毕业，参与校刊工作（戴维斯也是），娶了一个富裕家庭女子（戴维斯也一样）。像父亲一样，谢尔比学的是历史，同时学习会计、资产负债表解析、证券分析等的基本原理。谢尔比亦认为公司领导力的无形价值胜过账面数据上的有形价值。他绝不会让统计数据的叶片阻碍自己对树木的观察。

像父亲一样，他拒绝了读MBA的道路。通过言传身教，戴维斯已经说服谢尔比，华尔街最受欢迎的学位已经产生令人麻木的一致性，而戴维斯正是由于避开这个特性才大获其利。当大众向右的时候，戴维斯向左，逆向投资是戴维斯取胜的关键。当大多数专家鼓吹债券的时候，他买进股票；当其他人对保险股退避三舍、避之犹恐不及的时候，他却如饥似渴地买入。像父亲一样，谢尔比辞去安稳的工作（银行里的职位），开始了职业股票投资生涯。

尽管戴维斯父子有这么多相似之处，但他们之间的关系却很难用融洽来形容。在谢尔比的记忆中，他那极具影响力的父亲常常是一个感情冷淡、与人疏远、心不在焉、爱争执的人，并且经常不在家。从谢尔比的青少年时代到成人，父子二人在表面的热情之下，话不投机、意见不合的情况一直存在。

谢尔比讲述了一个例子。戴维斯曾经为谢尔比和戴安娜兄妹分别设立了信托基金，但后来又将戴安娜信托中的钱撤回了，原因是他高明的投资赚的钱太多，以至于使得戴安娜舒适富有的程度超过了戴维斯本人。对于儿子谢尔比，戴维斯也会显示出他争强好胜的一面，每一年他都会将资金的投资成绩亮给谢尔比看，但不置一词，似乎在说：“怎么样？你的投资成绩能不能超过这个？”对此，谢尔比心中很反感，充满消极抗拒情绪。在谢尔比上大学期间，戴维斯给儿子写过几封充满说教的信，但是谢尔比从来都不回信。临近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时，戴维斯暗示希望儿子到他的公司工作，但谢尔比断然拒绝了：“他支付给我的工资太低了。”后来，谢尔比创立了自己的投资管理公司，戴维斯也从来没有在儿子的公司里进行过投资。这两个从同一个基因库里成长出来的天才投资家很少交流投资看法或彼此表达赞赏。直到年老的戴维斯身体渐渐走下坡路之前，他对自己表现卓越的投资组合的构成始终守口如瓶，秘不示人。

当我听着这些细节时，我最初联想到的是家庭肥皂剧，而极度节俭的生活习惯是戴维斯成功投资故事的娱乐花边。但当我进一步思考之后，发现这两者直接关联交错在一起。通过紧紧地捏紧钱包，戴维斯可以有最大限度的资金进行投资，以取得最大限度的回报。他不赞成公司花费过度，就如同不赞同家庭花费过度一样。他喜欢购买那些具有节约精神的管理层的公司的股票，他们使用投资人的钱如同使用自己家的钱一样。

他喜欢的CEO类型是那种冷峻而又志趣与之相投的人，是具有成本意识的工作狂，AIG的汉克·格林伯格就属于这种人。戴维斯将自己的投资限制在AIG和其他保险公司的股票上，因为保险类股票比非保险类股票具有更可观的价格折扣，并且与流行、热门的板块——通常是要不了多久就会高折损的高科技股——相比具有更大的折扣。他对于高价的拒绝让他拥有只廉价购买节俭公司股票的纪律。如此一来，他的日常生活、公司生活、华尔街生活让他处于“以合理的价格投资成长”的阵营，与之相对立的是华尔街上流行的、危险的“以任何价格投资成长”的阵营。

最终，复利和积累财富的观念并未随着戴维斯的离去而消失，他教会了孩子们极度节俭的美德。全家人都节约着每一分钱，积累了数以百万计的财富，直到孩子们二十多岁，才知道自己出自家财百万贯的家庭。谢尔比和戴安娜的成长伴随着在农场干活：堆木柴、清理落叶、从鸡窝里收集鸡蛋、铲雪。他们被告知不要在餐馆里点龙虾或鲜橙汁。当孩子们请求在院子里建一个游泳池时，戴维斯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有一个条件：他们必须自己挖。

他的目标是让后人能够自食其力，而不是依赖家庭的慷慨赠予度日。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将毕生积累用于最有价值的事业上。作为因循复利的主题，戴维斯计划将他的财富留给传统基金会这样的机构，他主张企业的自由竞争，抗议针对资本主义的政治威胁。这样，他的资金将有助于美国体制的延续，使得其他人能够成功运用自己的资本，而他们的努力无须承担过度的税收、过度的管制。有了投资者友好型的领导阶层，才能最大限度地继续保持整个国家的繁荣昌盛。

在我们这位传奇英雄的前二十年，戴维斯取得的胜利全部来自保险股的投资组合。20世纪50年代，谢尔比步入社会，在纽约银行工作了八年之后离开，与两个朋友开创了自己小而精的投资公司。不久，他们的小公司掌管了当时初出茅庐、后来大名鼎鼎的纽约风险基金。在谢尔比出任基金经理的头一年，他抓住热门的科技股，在基金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第二年，遭遇1969—1970年的熊市，持有相同股票的谢尔比在同样的基金排名中表现垫底。正如一个作家寻找适合自己的写作风格，谢尔比也在不断完善着自己的投资组合，寻找适合自己的投资策略。

在经历了随之而来的1973—1974年熊市之后，谢尔比掌管的纽约风险基金的表现开始渐渐转好。通过不断试错、不断调整，他探索出自己的一套投资策略，融合但又不同于父亲戴维斯的投资方法。他的投资组合不再仅仅局限于保险类股票，而是扩大到包括银行、券商以及其他公司股票，但这些公司都具备戴维斯所偏爱的那些保险公司身上具有的特质。他以“折扣价格购买成长型公司股”，将绝大多数基金同行远远甩在后面。

1975年，戴维斯驻瑞士大使任期届满，返回美国。他在上面提到的两次熊市中遭受了重大打击，损失惨重，财富净值从5000万美元跌到了2000万美元。但随后保险类股票大幅反弹，到了80年代中期，他的投资组合也迅速以复利形式增长。没用多久，那3000万美元的损失看起来已经无关痛痒。在接下来的十五年里，戴维斯赚了7.5亿美元。

至此，我们了解了戴维斯时代，他运用自己的投资原则独来独往；然后是谢尔比时代，第一代与第二代人同时在进行投资，但相互之间并无太多协同合作。再下来，到了家族第三代——克里斯和安德鲁时代。第一代已经老去，第二代依然在继续管理着纽约风险基金，第三代运用戴维斯的投资策略管理着自己的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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